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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在《五四運動與現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第七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編者序中，我對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五四運動的研究與評價史做了如下概括：

“在中國現代思想史、政治史與社會史的一些重要關頭，對五四運動的每一次探討與評價總能帶來新的歷史興趣與現實效果，甚至可以說是某些重大歷史轉折的先聲……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關于五四運動出現了不同于正統的史學描述……另行回顧過去是為了走向別樣的未來。無疑，新描述并不出于所謂單純的客觀史學興趣，其重點也并不在于對五四運動進行孤立的評價，而是試圖突破革命的歷史目的論，探索另外的歷史敘述框架與社會建設藍圖。這是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五四運動所引發的一切論爭的實質。……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將自己指認為接續新文化運動的新啟蒙運動。這固然意味著它對五四運動政治激進主義面相的溫和反思與潛在拒絕，但另一方面卻也同樣表明它繼承了后者激進的反傳統文化話語……1990年代以來，政治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先后興起，幾乎將批判的鋒芒一致對準了中國革命復雜的激進主義思想資源，中國與歐洲的啟蒙運動同樣遭到檢討……由于在政治與文化兩方面遭遇雙重否定，五四運動的思想史地位大抵降到了誕生以來的最低處”。

時隔五年，這些話大體仍然有效。不過需要補充新近的情況。五年以來，國內的五四運動研究表現出了不同的方向。第一是上述保守主義傾向的繼續發酵，對五四運動的否定從部分轉到了整體。鋒芒所及，從救亡轉到了啟蒙。第二方向則是在重新認識五四運動復雜性的前提下，在五四啟蒙與儒家傳統之間發現某種辯證的連續性，讓五四精神和傳統文化相互限制、彼此融合。這大概算保守思潮里有現實感的中道派。第三個可能的方向則是把五四放到整個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全球危機和中國革命史、建國史的背景上把握，特別是從新中國的奠基和道路回看五四運動。在第三方向努力的人比較少，但這也許是最有前景的。

下面把這三個方向結合起來評論。

雖然具有不同來源和動機，一個在復雜光譜下仍具某種共通性的保守主義思潮方興未艾。此思潮中的激進派表現出了全面否定五四運動，特別是其啟蒙方面的傾向。這大概是五四運動研究史上從未有過的。

如果說，李澤厚試圖用“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來區分五四的不同面相，并選擇繼承啟蒙精神的話，那么在新興保守主義那里，對啟蒙本身的尖銳批評絲毫不亞于李對救亡的反思。這看起來是對李澤厚的否定，實際上是把他終結革命的邏輯貫徹到底了。保守派在這一點上是正確的：啟蒙和救亡是一個聲部的，不存在什么雙重性。啟蒙是救亡的前提，救亡是對啟蒙訴求的實現。五四青年的救國并非源于士大夫的朝堂意識，而是屬于全民國家意識。現代國家意識及民權意識的普遍化和實體化，才是五四啟蒙的最終目的，是新青年的“愛國主義”不同于傳統“興亡有責”的關鍵所在?，F代愛國主義不為儒家傳統德目所涵。雖在理論上雙方或可有所調和，但在特定歷史情境下，儒家制度與文化的某些特征（君權、父權、夫權、紳權、宗族制度等等），以及某些尊孔的政治勢力（例如舊官僚及地主階級的政治集團），和五四一代興起的新愛國主義仍不可避免地發生沖突。這是中國革命精神在五四時期不得不與儒家傳統明確決裂的重要緣由。那時的儒家還是太舊了，還沒有準備好為現代國家給出一個完整的新敘述。儒家傳統遭受的磨難歸根結底并非來自五四，而是來自現代國家建立的歷史邏輯。只有認清這一點，只有真正地解釋而非攻擊革命主導的中國現代史，這一代大陸新儒家——除了少數清醒者——才能從還鄉團式的仇恨和悲情中解脫出來，更始重生。這就叫知天命。不過現在看來他們遠不如梁熊甚至馮，在政治情懷上倒是和他們無端鄙視的港臺新儒家毫無二致。

五四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的組成部分，對待五四的態度包涵著對待中國革命的態度。這是保守主義思潮批評五四的隱秘出發點。但某些魯莽的保守派忽略了，人民共和國是中國革命的產物，對待中國革命的態度也影響了對待共和國的態度。五四運動是上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是不折不扣的共和國基石之一。否定五四運動不可能不觸及共和國。從否定革命出發，導致尋求某種“革命”，從而走到自己的反面。這就是魯莽保守派的“辯證法”。

人民英雄紀念碑《五四運動》浮雕

處理五四運動，或者不如說處理革命和建國的關系，需要某種表現為歷史觀的、真正的政治智慧。這與處理建國后兩個三十年的關系實質上并無不同。1949年上推三十年，正是五四之年。1949年的建國者（the founders），正是從五四一代中分化出來的、與工農相結合的知識精英。不錯，五四運動的確是知識分子運動，但五四運動的歷史歸宿則已是喚起、整合和組織民眾的運動。沒有對人民的喚起、組織，沒有國族意識的建立，現代國家是不可能存在的。人民主權的現代國家的內在起源無非是：具有傳統背景的精英突破傳統，打破或改革舊的、狹隘的政教秩序，全面組織民眾。哪個政治派別能動員和組織更多的民眾，哪個政治派別就有更多的、更合理的建國能力。一部現代中國史，孫中山、毛澤東、梁漱溟等人的得失成敗，只能以此去解釋。

啟蒙不可或缺，但本身不是目的。宗教改革與啟蒙是將傳統臣民組織為國家主權者的必由之路。缺少這兩個環節的文明無法進入現代。由于儒家的宗教改革嘗試（陽明后學及康有為的努力）沒有成功，它無法分擔組織人民的任務。五四運動只能背負起比歐洲啟蒙更沉重的使命。在啟蒙群眾之后，中國的社會改造者必須把圍繞宗族祠堂建立的傳統社會重組為普遍同質的政治體（這就是“反封建”的現實涵義）。由于沒有教會傳統，他們必須白手起家，直接向最具組織能力的布爾什維克學習（也有向基督教會學習的嘗試）。任何民眾組織都需要領導和精英，尤其是出身平民的精英。儒家雖無一神教構建普遍同質組織的經驗，卻不乏通過非神學的理性教育選拔平民精英的優良傳統，這在列寧主義的組織構架下可以得到有效的挪用。這同時也是五四運動中的溫和派別（例如馮友蘭和溝口雄三在梁漱溟身上發現的所謂“另一個五四”）在儒家那里找到的，可與啟蒙理性傳統對接的地方。

今年同時也是“一戰”爆發100周年。五四運動乃至啟發了五四運動的俄國革命，都屬于“一戰”的后果。一戰是帝國主義國際均衡體系破裂的產物。一戰表明，中國已比晚清時更徹底、更主動地卷入了國際體系。老大的東方帝國（俄羅斯、土耳其等）為避免敗亡，只有快速工業化。這必然導致破壞舊的土地制度以及與此相應的貴族-士紳政治及文化。變革是慘烈的，需要強大的中央政權和意志堅定的改造者，需要全盤重塑人民。俄國如此，中國也是如此。厘清這些歷史情境和脈絡，多少有助于回應對五四運動的學究式批評。“反帝反封建”、“科學與民主”等在語義上引起許多爭論的口號，是應該而且可以獲得“語用學”論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