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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小剛主演（管虎執導）的電影《老炮兒》好評如潮，不光因為塑造了一個銀幕上久違的陽剛高大的父親形象，還因為其鮮明的“反腐”態度。此片并非馮小剛第一次涉足“反腐題材”。兩年前，2013年歲末，馮小剛導演、王朔編劇的《私人訂制》，就曾認真探討過反腐問題，盡管是以喜劇的形式。奇怪的是，同樣涉及反腐，媒體對兩部電影的態度卻截然相反：褒《炮》貶《訂》。

這咋會事兒？

眾所周知，近十年來，中國的主流輿論或媒體在解讀中國現實時，總是片面地突出或強調“官民矛盾”（我并非否認官民矛盾，而是說輿論的解讀存在很大問題）。坦率地說，《老炮兒》的反腐敘述，并沒有太多獨特之處，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對主流輿論的附和。

同樣眾所周知，近年來主流輿論在“制造”“官民矛盾”時，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渲染城管之惡。不是說城管不存在問題，而是說城管被媒體持續妖魔化了。夏俊峰案即為典型。一個在省會城市主要路口違章占道經營多年的準地痞，持刀襲殺兩名城管，竟然被中國媒體包裝成了反抗強權的義士，而合理執法但卻慘遭殺害的城管，則被描繪成了如狼似虎仗勢欺民的官府惡吏。

《老炮兒》一開始，為了讓馮小剛飾演的主人公“六爺”這個“小老百姓”占據道德制高點，也照搬了早已被其他媒體嚼爛了的城管故事模式：六爺路見不平一聲吼，伸張正義，教訓了打小販耳光的城管隊長。盡管影片還算節制，沒有肆意夸大城管的惡，但是我仍舊不得不指出：在當下北京，這種城管輕率地暴力執法的場景，雖然不能說沒有，但是越來越不具有普遍性了。

城管中了第一“炮”

我最近親眼看到一次城管執法，跟影片的講述有很大差異。2015年5月21日11時，我在海淀區西二旗碰到城管執法，執法者中除了數名城管工作人員，還配備了十余名身穿防刺背心的特勤、以及數名攝像人員，總共得二十多人的隊伍。而執法對象呢，僅僅一人，一名因長期亂占人行道而被附近居民向城管舉報的廢品商販。我上前問為何如此興師動眾不計成本，城管解釋說：

“沒辦法，現在工作阻力太大，輿論環境不好，沒有特勤壓陣根本就不敢出來執法，怕暴力抗法，怕挨打，怕被捅刀子，有同行就是這樣丟了命的。您也看到了，接舉報后，我們來了這么多人，曉之以理，曉之以法，可對方仍舊不服氣，對我們罵罵咧咧，要是來人少了，還止不住發生什么情況呢。”

前幾年因“開胸驗肺”而知名的張海超——我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后來與一些“公知”走在了一起，他在微博上，成天跟城管過不去。我就納悶了：難道讓他害上塵肺病的不是礦主而是城管嗎？

現在的輿論，一方面對城管等大張撻伐，一方面則升級為對黑惡勢力的美化。2014年上映的電影《親愛的》里面，城管、計生部門公務員、警察，一個個都跟土匪一般，而作為人販子的老婆兼同謀“趙薇”，卻硬是被影片反邏輯地說成是無辜者，一位偉大的母親。

事實很復雜，可是在輿論眼里，城管似乎自身就是“原罪”。在影片中重述這一模式，并不能給《老炮兒》添彩。

如同城管問題，反腐問題也很復雜。而如同對城管的解讀過于片面化一樣，《老炮兒》對反腐的理解也不能被認為是深刻的。對反腐，我是堅決支持的，不過我還要進一步指出：當下的反腐輿論中，存在很多矛盾、混亂、耐人尋味的現象。

比如，中國地產商群體里面，盛產“公知”，他們平日里愛做反腐斗士、民間人士狀，不停地高喊憲政人權普世價值，并因此而得到了媒體的熱捧。可是，就這些公知型地產商，他們有的毫不在乎地公開炫耀自己任國企領導時把賺錢的生意都讓給自己的私企老板哥們兒、并以此作為自己特仗義的證據；有的在回憶中坦言自己當年的“狂喜”：所在國企改制時，原想能得到10%的股份就滿足了，可領導非得一下子就劃給了他40%。“反腐”從這些人嘴里喊出來，總讓人感到別扭（有個反差值得注意，在當代中國，那些來歷不明、沒啥技術含量的地產、金融富豪們，最愛唱反腐憲政之類的高調，而那些不偷不搶、憑自己本事成長起來進而在全球競爭中站住腳的中國企業，如華為、三一等，卻低頭干事悶聲發財，少見他們指點江山）。

有位記者，反腐調門唱得比誰都高。前些日子，他自己觸犯了刑法，被逮捕，可是不足一年后，他竟然又被釋放了，沒有被起訴，沒有遭到任何追究。被釋放后，這位記者依舊高舉反腐大旗，好像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跟特權、腐敗無關似的。

再如不少受媒體追捧的“學界人物”，平日里“官民矛盾”、“反腐”不離口，可是，等到反腐要全面展開了，他們卻又設定起條條框框來了。有發明什么定律的大史學家，有來自南洋的什么大學者，有某老泰斗培養的什么青年經濟學家，近年來都公開撰文鼓吹反腐不能一刀切，應該進行“選擇性反腐”，即否定現體制者的“腐敗”就不要反了，只反那些不否定現體制者的腐：

“反腐敗跟改革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在現階段，‘有貪必反’不是最優策略，應該實行以促進改革為目的的‘選擇性反腐’。‘選擇性’的標準是：對積極推動改革的官員應該降低反腐力度，對阻撓改革的官員應該加大反腐力度。中央應該就此釋放明確信號”。

上述學者們還將選擇性反腐標準進一步明確化、具體化了：

“反腐敗只應該、只需要針對那些阻礙國企私有化的國企‘寡頭’”。

這些觀點并非是什么“理論創造”，只是現實的回聲罷了。像媒體一面鼓吹反腐敗，一面卻對竊奪國資的腐敗份子罪犯褚時健大肆美化，這不是“選擇性反腐”是什么？

早在1998年，陳燕谷先生就說中國某類人其實是“有選擇的義憤填膺”，果不其然。

通常，人們都認為既得利益者在阻礙變革，其實不然。既得利益者里面有這么一群，他們貪得無厭欲壑難填得隴望蜀，總抱怨沒撈夠，想再搶一輪，把中國幾十年高速發展的成果都裝進自己口袋里，而體制尚不能完全順著他們，于是乎就做反體制狀，近則逼體制就范，遠則拋開體制束縛為所欲為。既得利益者要求變革，貪腐者鼓吹反腐，就是這個邏輯。

《老炮兒》里面那位在京城自家古宅大院里養了只鴕鳥的“本主兒”地產商（？），是腐敗的象征性人物，他雖只露了個側影，講了沒兩句話，但是內容卻很重要。導演若再給該地產商人加點兒戲份，讓他“憲政”、“反腐”、“啟蒙”之類的不離口，或再給他配一個鼓吹“選擇性反腐”的學界大腕做搭檔，那他的形象就會更為豐滿了。

文藝作品本來應該是高于現實的，遺憾的是，絕大多數文藝作品還不如現實本身豐富多彩。像有位高考作文幾乎交白卷的“天才少女作家”，她一面走后門被清華降分錄取，一面又抨擊那些憑自己本事考進北大清華的學子們是“既得利益者”，這樣的故事，有哪位當代作家能想象或創作出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