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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取得執政地位后，黨規黨紀成為了管黨治黨的主要依據。經過長期實踐探索，中共逐步形成了完整的黨內規則制度體系，包括黨章、準則、條例、規定、辦法、細則7種類型。黨規黨紀明確了黨的性質宗旨、綱領目標、組織保障、行為規范、紀律約束。現行有效的黨內法規有1部黨章、兩部準則、22部條例，還有近百件規則、規定、辦法、細則等，截止到2016年初，不完全統計有約130余件黨內法規。然而，黨內法規雖多，但真正能拿來“用”的真是少之又少。

王岐山就曾表示，黨規黨紀是管黨治黨重器，是黨永葆先進性、純潔性的根本保證。但是現有的黨內規制雖然歷史很長，數量很多，但要真正把這些黨規黨紀變成管黨治黨之“重器”，還遠遠不夠。他還提出，黨內法規相關理論研究還十分薄弱，人才匱乏，對黨規黨紀的歷史淵源、地位作用、體例形式、產生程序均需系統研究、予以確定。有的黨內法規過于原則，缺乏細節支撐，操作性不強。要通過進一步整合規范黨內法規，進一步形成有效的黨內制度體系，變成治黨真正的利器和重器。

從黨的工作分工和程序上來講，黨內法規的修訂工作需由中央負責，《黨章》需要通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其他條例、規定等需要在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但在事實上，十八大以來幾項最為緊迫的黨內法規修訂工作，都是由中央紀委具體牽頭承擔，從議題設定，征求意見到法規草案的形成，中央紀委成了主要擔綱者。2015年通過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就是在中央紀委的牽頭下修訂，于2015年10月12日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同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也是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審議通過。

這幾部新鮮出爐的黨內法規，是中央紀委配合落實中央提出的“全面從嚴治黨”的產物，是為落實“監督、執紀、問責”提供法理依據的產物。截止到目前，黨內法規建設的重點還是圍繞“執紀”的中心任務，通過整合規范黨內有關紀律，為“執紀”找到清晰、可操作的戒尺。但是，如何就“監督”和“問責”提供具體理據和標尺，這恐怕是下一步立即需要開展的工作。王岐山書記在中央紀委十八屆六次全會上已經提出要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按照改革的邏輯推演，緊隨其后的應該是黨內問責條例的相關修訂工作。

中央紀委推動黨內法規體系建設的過程，看上去只是一次法規的修訂工作，但實質上，在極短的時期內，對黨內規制體系進行了重大調整，對管黨治黨的制度資源和權力資源，進行了積極的創制。在這個過程中，中央紀委擔當的是黨內規制有效性的監督者、改革者，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作為黨中央的政治局，則作為最終的立法者以會議審議表決的形式給予合法性確認。

“形勢決定任務”，中央紀委牽頭引領黨內法規工作，不僅立足于全面從嚴治黨需要，更著眼于形勢發展的需要，以加強黨的領導為根本指向。本質上是執政黨自身對于黨內規制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過程，是執政黨根據形勢和任務主動調適、革新的過程。

上述內容，才是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政治實踐的真身和精髓。得到的啟示是：

中央紀委顯然不是一個單純的反腐機構或執紀機構，反腐敗斗爭更不是一場類似“嚴打”的政治運動，而是有其立足當下、著眼未來的考量，中央紀委的職權范圍和廣度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反腐和執紀，它還擔當著維護黨章和黨內法規尊嚴、保障黨章實施的功能，被中央賦予了監測黨內規制有效性、與時俱進創制黨內法規的職責。要讓中央紀委的工作更具政治合法性，讓中國民眾和外部世界更加理解和認同中央紀委，還需要對其治理實踐進行更高層級的概括，賦予其更堅實、有力的政治論述和理論基礎。

兩個根本法：“憲法是國家根本法，黨章是黨內根本法”

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對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關系做出了深刻闡述，開宗明義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列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首要原則，強調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提出堅持黨的領導和推進社會主義法治的有機統一。在這個前提下，《決定》更進一步闡明：全面從嚴治黨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前提和保障，只有把黨管好、治好、建設好，國家才能治理好。

這次全會給予的最重大啟示是，通過重新思考憲法與黨章的關系，全面論述了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的關系。這是深化對中央紀委政治職能的最重要的背景和前提。

全面從嚴治黨依靠的黨章和黨內法規，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靠的是憲法和法律，二者有機統一。“憲法是國家根本法，黨章是黨內根本法”，這是王岐山針對依規治黨和依法治國關系時的講話。這個新穎的表述，包含著兩層有機統一的理論邏輯：

第一層：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確立了黨的領導地位，賦予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責任和使命。憲法通過序言的形式，表達了人民共和國制憲者的意圖和初衷，憲法序言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與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論證，論證了共和國憲法地位的正當性與政權形式的合法性，憲法序言提出，本憲法（當然包括序言本身）以法律的形式確認了中國各族人民奮斗的成果，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這里講的最高法律效力當然也包括憲法序言本身。一言以蔽之：如果沒有憲法，黨的領導地位就沒有憲法文本的根據，黨領導國家治國理政的正當性就缺乏必要的憲法基礎。

第二層：黨章是黨內的根本大法，黨章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黨員必須遵守法律。鄧小平曾提出“沒有黨規黨法，國家就難保障。” 黨章總綱中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一言以蔽之：如果沒有黨章和黨內法規，就不可能管好黨、治好黨，也不可能使8700萬黨員尤其是掌握國家各級政府重大決策權（按照黨章規定的行使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的決策權）的黨員干部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既要求執政黨依據憲法和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照黨內法規管黨治黨。

簡單總結，兩個根本大法，一個是國家的根本法，一個是黨的根本法。國家根本大法是確立國家社會主義性質以及基本國體和政體構成的根本法，黨內根本大法是確立立黨為國、立黨為民、做社會主義中國法守護者的根本法，二者相互統一，相互砥礪。

維護憲法這個根本法的重要性在于：沒有憲法尊嚴，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共產黨的領導就變成了自封為王；維護黨章這個黨內根本法的重要性在于：沒有中國共產黨這個領導核心，就不可能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憲法變成了一張廢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