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鵬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室主任
-
西方高赤字，是高福利惹的禍？
由于福利體系和政策的再分配性質越來越弱化，而同期采取的放松管制導致金融流動獲利的能力越來越強，歐盟國家的社會分化在過去20年有普遍上升的趨勢，那些政府赤字越高的地區，其社會分化的程度也越高，尤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國以及愛爾蘭為烈。[全文]
-
中共會被市場經濟吞噬？西方的預言為何沒有實現
西方總是試圖用源自西方政治經驗的“政黨”概念來衡量中國、想象中國。中國共產黨從來就不是一個局部利益的政黨，更不是西方的議會黨團。“七一”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全文]
-
平臺經濟幫了滯銷農民，卻也讓他們的差距被越拉越大
在平臺經濟中，企業股權、架構都是技術企業的，但是因為用戶每天在使用平臺，實際就成為了平臺經濟增值的合法的資源貢獻者。據此，也有理由參與“分紅”，至少是參與企業運營收益分紅。至于具體以什么形式分紅，我們應該進行大膽想象。[全文]
-
阿里領天價罰單，我們靠什么“馴服”新技術巨頭？
現在的技術巨頭是一個比傳統官僚體系和行政組織更前衛、更先進、更有組織效力的形態。現在國家之所以能管它，是因為它還物理性地存活在國家體系板塊內。先進組織的監管要靠先進組織自身來解決。比如政府要管理滴滴，就必須有一個跟滴滴幾乎相應水準的技術組織，對其數據進行監測，或者讓它們相互監督。[全文]
-
技術帝國反壟斷，已經勢在必行了
在新技術時代，國家機構同技術巨頭的合作協同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一個擁有抗風險能力的國家治理主體和治理結構，需要一個廣泛的利益和風險的分享機制，需要更多元化的解決復雜社會問題的“穩定期”，這其中最重要的合作協同對象就是影響巨大的技術巨頭。[全文]
-
美國用DARPA來防范未知風險，這點值得我們借鑒
我們過去的風險，都是按照各系統、各領域來的。現在，許許多多領域的風險呈現出了外溢化的表現——本來一個領域的風險可以依靠一個領域的抓手進行解決，但現在卻可能脫離本領域，產生極大的連鎖反應。[全文]
-
新發展階段，中國如何逆風而上？
城鎮化率從45%到65%之間是很危險的，隨著經濟總量增速下來，城市的發展沒有那么多增量了，分配問題會表現得更突出。所以這個階段，會有大量的地區要求民主、要求選舉、要求司法性的解決，沖突被強化了。[全文]
-
“十四五”，中國需要怎樣的政治體制支撐？
中層以下的官員會追求指標化管理，這點在黨的建設里很明顯。比如基層搞全覆蓋，“組織全覆蓋”“工作全覆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這些概念已經用得太多了。實際上應該反映一下，不要到處使用這些概念，這會使別人把你解讀成一個蘇式政黨。[全文]
-
西方政府只是“有限”，中國是“有限”加“有為”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系統整體推動改革的背景下，深圳也要做出適應。現在的改革比較強調集中統籌領導和頂層設計，所以深圳在新的形勢下也要適應這一點，探討怎么樣更好地堅持摸著石頭過河和頂層設計相結合，怎么樣更好地做到“頂天立地”。[全文]
-
“十個手指彈鋼琴”，是中國的制度優勢
中國的一個制度優勢實際上是“十個手指彈鋼琴”。你不能說，你這件事比別人都重要，大家都得按照你這件事的規則來做。如討論長江三峽的建設，我要水利部、電力部門都要來參與。這樣大家就要展開溝通磨合。這就使得決策的風險在協商的過程中，暴露得比較充分。[全文]
-
縣干部不計成本搞發展，該成為過去式了
隱秘性帶來了兩個結果，第一個就是便于做事，便于在融資平臺下大干特干，快馬加鞭地推進項目，但是它缺乏比較理性化的經營意識，缺乏長期的風險測算，也缺乏對地方政府長期信用的維護。包括獨山這個例子就顯露出這種地方金融性風險的積累。[全文]
-
地攤經濟能否分享制度紅利，這是觀察城市管理水平的一個角度
城市治理有一個“正反合”的過程：從自然放任，到強力規范，再到重回自然商業生態。這不意味著我們將重回80年代那種放任的狀態，而是說將地攤經濟的發展建立在規范管理、科學管理、創新管理基礎上，依靠精準管理、非常規管理、柔性管理和審慎包容監管，通過城市管理和治理改革釋放制度紅利。[全文]
-
應對疫情，是否增強了中央權力？
在任何的管理體系中，包括國家這么龐大的系統，它的資源、信息和交易都是分布部署的，并不是統一的機械的。很難講馬上就啟動戰時模式。可能在一個地方是可以的，比如浙江、廣東，它們啟動比較早。我覺得成績和教訓要分頭來總結，不應該顧此失彼。[全文]
-
戰“疫”中，國家治理體系運行難題怎么破？
由于這次疫情影響范圍大，涉及全方位的工作，事實上構成了一次任務空前復雜艱巨的社會公共危機，亟需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制度效能和制度威力應對危機和挑戰。疫情爆發以來，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全國形成了全面動員、全面部署、全面加強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全文]
-
面對疫情，我們衛生防御體系需要總結哪些經驗？
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各個分立的系統他們各自的選擇可能相互矛盾和沖突，甚至出現過激的情況，同信息披露、疫情控制的需要乃至于公眾的期待背道而馳。這種情況是官僚體系守土有責的一個內在邏輯。[全文]
-
沒被極端價值牽著鼻子走，是中國的發展優勢
白左思潮的蔓延往往同政治上的民粹主義相伴而生，這是社會撕裂的一個重要標志。前段時間，我去德國和奧地利考察，看到到處都充斥著極端環保主義的“綠色運動”。這些運動不僅驅使德國承諾全國范圍內去除所有核能源設施，而且要求農業生產不能用化肥……[全文]
滬公網安備 31010502000027號
中國互聯網舉報中心
上海市互聯網違法與不良信息舉報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