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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樊鵬】

在新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新興技術的廣泛應用乃至于深度融入公共行政和政治生活，已是不爭的事實，技術在某些領域的使用，已經讓政府的所有公共行為和企業運營緊密地糾纏在一起了，新技術的拓展也已經讓傳統的政治權力運行步入了一個全新的領地。但是隨著融合了資本、技術和權力的技術巨頭登上歷史舞臺，尤其是隨著顛覆性科技的進一步發展，人們在體驗到新興技術及其擁有者所帶來的制度紅利和技術紅利的同時，也不得不去面對可能出現的一系列潛在政治和社會風險。

《新技術革命與國家治理現代化》，樊鵬等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時間：2020-12-01。

第一，“頭部壟斷”與新型不平等問題將日趨呈現。

從西方發達國家經驗來看，近年來新技術企業發展與互聯網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頭部固化”趨勢，新技術公司大范圍介入社會危機管理則有助于進一步助長這一趨勢。全球互聯網由谷歌、臉書等幾個大型新技術公司壟斷“頭部格局”后，帶來了新型的經濟不平等與社會鴻溝，移動互聯網出現后使互聯網規模成倍增長，但頭部壟斷趨勢沒有改變，市場不平等進一步惡化。

對比國際情況，中國創新型技術企業有成長周期短、創新能力強、“硬科技”驅動和爆發集中的特點，同時出現了上游壟斷并且已經初具技術霸權的特點。2016年10月阿里巴巴集團第一次提出了“五新”發展戰略以來，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已經代表了一種新樣態的發展基礎設施，而其終端就掌握在幾大技術巨頭手中。根據投中研究院2019年的統計，有近50%的中國獨角獸技術企業背后有騰訊、阿里巴巴或百度的投資。

建立在高度技術壟斷基礎上的技術霸權，可能發展成為相比較于傳統的資本霸權和國家霸權更高階段的霸權形態，僅從技術巨頭的內部權力構成來看，它是一個比傳統的資本帝國和國家政權更為復雜的權力結構，它同時結合了權力的高度集中和權力的分布式汲取，形成了一個既具有統一意志又具有松散、耦合、開放的能力汲取特征的權力系統，這是包括國家在內的傳統組織體系所難以企及的。

也正因為此，技術巨頭不僅極為容易通過這種組織形態維護自身的市場壟斷地位，而且在必要的情況下不惜同傳統的政府與國家組織進行抗衡。我們注意到維基解密形成了一個隱遁無形的政治空間，很多微小的個體憑借自己的知識進行集體“拼圖”，乃至于最后同超級大國進行對抗，事實上具備了腐蝕和威脅傳統國家信用的能力。

“維基解密”創始人阿桑奇/資料圖

技術企業維護市場和政治主導地位的一個重要工具是人工智能支撐的“算法革命”。人工智能算法作為構建智能化社會治理平臺的底層技術要素，分析、預測、識別類等算法逐漸被廣泛應用于輿論監督、社會事件分析、溯源與預測等方面，然而在算法的背后，幾乎無法規避掉技術企業特殊的商業考量、價值偏好等底層邏輯。

當前，算法的應用似乎還不能很好地考慮社會倫理與算法的長期影響，在保護平臺數據安全與公民隱私的前提下，是否可能打開技術運營的“算法黑箱”，如何減少算法在性別、民族、宗教、貧富等方面的歧視？

本書第七章魏南枝教授的研究通過對國際上社會領域的發展經驗指出，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興起使圍繞技術展開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另一方面，“資本+新技術”模式可能政在催生更大程度的社會撕裂、政治割裂和社會不平等。

全球新技術巨頭掌控的社交媒體平臺，建立了貌似開放均衡的社群網絡，但相當程度上正在使各國社會陷入不同維度的割裂之中，個人越來越被“技術性地”隔離不同聲音，因此越來越有排斥不同聲音的意識形態趨向。這種趨向導致不僅這些社交媒體可以被在信息技術和國際話語權占據主導的國家用于沖擊其他國家的政治安全，而且也正在深刻地改變發達經濟體國家自身的政治生態。

社交媒體通過運用大數據等技術實現了看似人性化的智能自動推薦，也就是基于個人的選擇偏好而自動推送其感興趣的議題與產品等——其結果是，大量不同的聲音因個人主動“選擇”與人工智能而被動屏蔽了，實際上個人越來越因為其政治傾向、價值觀點、興趣愛好、種族等因素而處于相對封閉甚至排外的社群網絡之中。

所以，現實世界里的矛盾和沖突容易被社群網絡擴大化和極端化，基于自由、多元和平等精神的跨社群的交流和協商越來越困難，信息技術發展原本設想的擴大言論自由變成了“信息社群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