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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創造性破壞”與失業問題或將上升。

世界范圍內來看，新技術應用開啟了全新的商業變局和社會生活方式變革，創造了嶄新的經濟形態與增長模式，但同時也帶來了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破壞”的問題，即密集的創新競爭可能破壞原有穩定的經濟社會結構，并釋放新型管治風險。

2003年非典時的人員隔離使電子商務趁機崛起，并在后續十幾年里極大地改變消費者生活習慣，間接帶動了第三方支付、現代物流乃至團購、外賣等一眾行業的壯大，極大重塑了經濟運行環境和社會監管任務。此輪疫情爆發后，同樣將對市場構成、大眾消費結構和資產價格等產生一系列重大影響。

在新技術革命的時代，技能和職業被取代的問題將影響幾乎所有行業和地區，此次疫情的發展將加速這個進程。最直接的推動來自于線下配送模式的需求與變革，即無人機、無人車、機器人帶來的無人配送技術將加速發展，從而可能促使技術巨頭及其相關產業進行大規模裁員，當前國內技術巨頭所掌控的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技術已經為無人配送奠定了科技基礎。

有關利益集團可能會以此次疫情為由，加強對國家進一步開放人工智能無人配送技術和相關實驗的游說，全力發展各種類型的全自動機器。建議有關部門加強對技術公司和互聯網經濟技術研發的跟蹤，及時對無人配送等新興技術的社會影響進行綜合評估，及早做好產業規劃、加強引導監督，推動技術企業把穩就業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來抓。

“無人配送”

第五，顛覆科技加速變革將催生國家安全風險。

新興技術的發展，使得更多機構具備了穿越“主權”和“組織”邊界的能力，美國在監管領域的“長臂管轄”只是一個極其簡單的、清晰可見的超級大國的國家權力范本，與之相比較，國際技術巨頭跨越主權邊界的能力，無論是隱匿程度還是干預效能，都是非傳統國家所能比擬。新技術在某些領域的應用，以及技術巨頭介入到關涉國家安全的各領域，會助力提升傳統國家的統治技術，但是也要要注意，這是以合作意識為前提的。

如果技術巨頭具備了顛覆某主權國家的意圖，技術能力對他們來說似乎只是一個“萬事俱備”的問題。技術巨頭掌控的量子計算設備用以作為加密技術，但是本身也是一個超級解密工具，國家主權賴以維系制度安全的一系列制度。區塊鏈技術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去中心化”的信息儲存方式，可能顛覆政府壟斷和操控新聞信息的能力，即使國家可能擁有先進的算法，但也無法抵抗龐大的機構和社會力量所形成的復雜算法能力。

在傳統意義上，政治學多從政權顛覆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今天應更多從制度安全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當下，出現大量突破制度能力極限的現象和事件，這背后最不可忽視的是互聯網和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影響。

互聯網和新技術因素改變了政治運行的結構和規則，賦予了更多主體挑戰“組織”邊界和參與“攪局”的能力，塑造了更多松散的耦合型組織形態和新型政治空間，對于那些不具備自我防備能力的政治體系而言，在國家制度能力不足的情況下，新技術的在政治領域的廣泛應用以及外部技術企業的介入，往往會大幅度增加政治體系的系統性風險。

從制度效能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需要針對市場和社會的開放系統建立必要的風險假設和預警能力，需要對單中心的理性化組織進行技術改造，改善現有治理體系的容錯能力和可逆性能力，同時增強同更廣泛的新技術力量的利益和風險共享的機制。

顛覆科技的加速發展還會進一步催生新型的國家安全風險。在《技術與國家安全：維護美國邊界》（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Maintaining America's Edge）這樣一部新著中，討論了四種新興技術對于未來國家安全的影響，他們分別是生物技術、小型衛星、量子計算機和認知科學。以小型衛星為例，由全球技術巨頭參與的商業衛星以及外太空間的民營化，不僅意味著大國在國家情報方面失去了主導優勢，而且傳統國家不再壟斷地球表面詳細圖像，同時越來越多的技術巨頭掌控的活躍航天器和軌道非活動物體進入外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