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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晚間，湖北省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截至今天晚上8點，湖北省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444例，17人死亡。23日凌晨，武漢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通告：自2020年1月23日10時起，停運公交地鐵，關閉機場車站。

至此，這場針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戰役， 再度升級。

面對疫情，我國現有的防疫組織、動員工作進行得怎么樣？有何優勢，又有何不足？就相關問題，觀察者網吳立群專訪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樊鵬。

截至1月23日00:13，全國確診549例，疑似137例 ，治愈28例，死亡17例

【采訪/觀察者網 吳立群】

觀察者網：這幾天，各地衛健委持續通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情況。現在我們對疫情的防控全面升級，各級部門都行動起來了。從國家組織與動員能力的角度來講，您覺得這次我們的防疫應對工作做得怎么樣？主要面對的困難是什么？

樊鵬：這次的疫情對于我國公共突發性疫情管理，或者說應急機制而言，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可以說是給中央基本建成的覆蓋省市縣三級的防疫攻防系統進行了一次大考。為什么這么講？因為今天我們國家疫情管理面臨的環境更加復雜，需要應對的變量比過去大幅增加。

回顧一下我國公共疫情的管理，其實有三個特別重要的階段：

第一個是新中國建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1950年后國家實行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中西醫相結合，醫療衛生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方針，在理念層次樹立了比較正確的健康觀，加上城鄉分割體制下人口流動相對較低，所以盡管當時中國的經濟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很低，但是當時的中國在傳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方面，曾取得過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1978年，在阿拉木圖的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上，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還受到了表揚。

第二個是市場經濟時期。1995年以后我國的一些趨勢十分令人擔憂，法定報告傳染病的發病率一度上升，那時社會人員高度流動，而“非典”正好發生在我們國家加入WTO的第2年。“非典”危機的發生給中國政府和社會敲醒了警鐘，人們開始普遍意識到，這場突如其來的危機背后有著深層的制度性原因，中國醫療衛生領域似乎同時存在著嚴重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

“非典”對中國政府的觸動最大，它使政府開始對整個醫療體制的市場化道路進行更加徹底的反思，給一直習慣了只顧埋頭發展經濟的各級政府最直接的教訓是，公共衛生危機會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會影響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社會長期穩定。

所以，自“非典”以后，中國政府很快從中汲取教訓，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不斷加大政府衛生投入，2003年之后，僅僅2年時間中央和地方就投入了105億元，迅速建成了覆蓋省、市、縣三級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還投資了164億元建設了一個覆蓋城鄉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體系。

除了公共衛生事業發展滯后、公共衛生防控體系存在缺陷外，當時的高層決策者還曾直接指出了我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不健全，尤其對當時一些地方和部門缺乏應對突發事件的準備和能力，處理和管理危機的能力不強、瞞報謊報等問題，提出了直接的批評。

為此中央還主導建立了一套信息通報體系。這套體系就世界范圍來看，耗時很短，而財政投入極高。所以鐘南山院士針對這次的疫情說我們不會重蹈“非典”的覆轍，我想他這樣自信的原因，主要基于相比較于17年前，今天中國公共疫情防御方面已經擁有了比較良好的制度資源。

第三個是當下的信息大流動時期。可以說，我們當下的公共衛生防疫體系是非常強的，國家組織力、資源配置的能力也在“非典”時期的基礎上進步了17年。但是為什么爆發于武漢的這次疫情，在信息披露、疫情管控和協同配合等方面，總體感覺成效并不是很理想，問題在哪兒？

問題就在于我剛才講的，今天我們疫情管理面臨的環境更加復雜了，這些制度相比較于今天的環境以及公眾的期待，制度的效能打了折扣，而且單就一些制度運行中的微觀工作機制來說，還有極大的短板和不足，必須加以正視。

現在的疫情管理，稍有不慎，風險就會蔓延，極容易形成具有系統性影響的“社會危機”事件，極大損害政府威信。2003年自媒體顯然沒有今天發達，時至今日國內外眾多的社交媒體使得信息的蔓延錯綜復雜，公共輿論波濤洶涌，在信息革命條件下，決策當局的信息流不見得更加有序和高效。當然這次恰逢“春運”，全國性人口大流動也是一個復雜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