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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正如您所說，在疫情面前，尤其是面對錯綜復雜、真假難辨的各種消息時，公眾總會有擔憂和恐慌。您覺得我們國家這次面對疫情，在信息釋放和信息管理方面表現如何？

樊鵬：這次疫情顯然不是一個簡單的公共衛生事件，而是社會危機事件，對事件的處理應當被視為一個系統工程。考慮到疫情信息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可能產生的人、資本、生產資料等要素的選擇，會影響到社會某些領域的安全穩定，這就意味著某些人、某些部門要因此而擔責，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各方面會神經緊繃，需要在信息并不充分、時間約束性強的條件下，對事件的處理進行思考并作出選擇。

疫情作為一類現象，發生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域復雜、流動性強的人口超級大國，信息的收集與確認需要極高成本，在一定時間內必然不會有一個理性的中央“大腦”。這就注定了各司其責可能是疫情爆發初期的常態。我們知道，在缺乏統一的中央統籌“大腦”的情況下，各方面第一考慮的問題并不一定是疫情如何發展（盡管他應該考慮），而是他所管轄的職權范圍內“不能出問題”。

但是這種情況就會帶來一個結果，就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各個分立的系統他們各自的選擇可能相互矛盾和沖突，甚至出現過激的情況，同信息披露、疫情控制的需要乃至于公眾的期待背道而馳。這種情況是官僚體系守土有責的一個內在邏輯，全世界都一樣，我想公眾除了表達一些情緒外，還需要對現行行政體系的運行規律有一定了解。

1月2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李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應急辦主任許樹強，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醫管局負責人焦雅輝，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介紹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有關情況，并答記者問。 新華社記者 才揚 攝

觀察者網：跨部門的協調、溝通確實是個考驗。譬如輿論場上就有觀點質疑武漢方面為什么不在元旦期間就通報疫情，提醒大家進行防疫，以及為什么不取消“萬家宴”活動等。

樊鵬：是的，在任何管理體系中，人、資源、信息、交易等都是分布部署的，我剛才說了，各方面第一反應都是需要考慮它的本職管理效能。武漢是中國中部腹地的一個重要中轉站，又趕上“春運”期間，所以這件事情出來之后，任何一個小的點處理不好，都有可能很快轉化成一個系統性的社會管理風險。對于社會管理者而言，第一反應可能就是考慮如何在職能范圍內，做出高度負責任的反應。并且還需要考慮的是消息發布后，是否會造成恐慌和騷亂。

這里涉及到一個評價的基準問題。我的邏輯是，如果在一定的時間范圍內，各方面可以逐步協同起來，中央“大腦”能夠有效生成，這就算是高效和成功。疾控系統不能說像社會傳言一樣，見到一個個案就馬上開啟“戰時動員”模式。在具體操作層面，這需要一定的時間成本和溝通成本。我們政治學上有一個概念形容決策和資源配置的過程叫“Muddling through”（泥濘前行），換句話說，信息不對稱和制度資源分散情況下，能勉強應付過關，就是成功。當然，很多人或許會不同意這一點。

以現在的動員水平和醫療資源調度情況來看，這次疫情以及連帶產生的社會風險，對現有的公共衛生防御體系是一次有效的實踐演練和能力檢驗。就目前各方的表現來說，動員能力及資源部署能力可以算是相當不錯了。

但是并不否認，在公共衛生防控體系運行中，這一次也暴露出來了不足和風險。例如2004年建立的全國疫情直報系統，此次之所以出現信息溝通的不暢通，主要是這一系統沒能發揮應該有的作用。根據現有規定，各省的首例病人診斷必須報衛生部確認以后才能發布，這是造成信息梗阻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外，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和疫情防范體系中一些基本物資的配備，這一次也暴露出來了一些短缺，許多地方的疾控中心收到病例后，缺少必備的診斷試劑盒，因此無法及時有效地對病人作出診斷。所以近日病例突然增加，也與各地方疾控中心掌握的有效試劑數量的配置到位有關系。但是公眾似乎對這些科學性問題和基礎資源配置的時間成本不太關注。當然，我并不否認政府應當在這方面吸取教訓。

另外政府還要檢討的是，為什么過去10年我們進行的各種信息化平臺建設，這一次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有醫療衛生系統的朋友介紹，現有公共衛生健康信息平臺、疫情報告信息系統、醫院信息化、電子病歷、病案首頁庫等信息化建設有了長足發展，并已有大數據、云平臺、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聯等新技術的支撐，但是這些復雜的系統，在這次疫情監測、輿情引導和疾病防控等方面，似乎并未能發揮重大作用。這是我們需要檢討的。

我們要把這次疫情的防控以及社會風險的防控，作為一次重大的經驗教訓，要考慮這些平臺的運行是不是仍然受制度部門因素或政治因素的制約，如何打破信息孤島，以信息流程革命助力行政權力的運行、提升政府危機應對能力，可能需要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刻反思，進行專門研究。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現有的公共衛生防控體系有很強的組織動員能力。您能否再具體為我們講講這套體系是如何在這次事件中發揮作用的？

樊鵬：這次各個地方的衛生系統反應非常快，我們圍繞公共衛生和公共醫療體系建設的制度紅利，這一次都在發揮作用。面對洶涌的疫情，各級部門在疫情預防、信息發布、入院治療等方面都及時進行了配合。比如，武漢就出臺規定，凡是在各發熱門診留觀的病人，門診費均由政府埋單。北京市也迅速作出反應，將相關藥物納入醫保體系。這樣由政府兜底醫藥費，最大程度地降低疫情涉事人的經濟負擔。就此而言，我們的公共防疫系統及其背后的國家組織能力是不弱的，我們應該有個基本的認識。

面對疫情的變化和潛在的風險，我們各個部門的反應快速。也就是說，一旦在上層的信息交流、信息互換系統達成一個基本架構之后，各部門的動員能力是很可觀的。這次我們不是組織能力、資源不夠的問題，而是協調溝通的問題，尤其對于信息交換和信息披露方面的有效性和規范化，以及圍繞社會危機爆發時如何界定各方面權責關系，可能還缺乏一個比較科學的制度安排。

過去十年來，我們的整個應急管理體系主要關注點在于公共衛生防御。但隨著社會的變化，這一體系也應與時俱進。“非典”以來，我們的公共衛生防疫系統的硬件進展不錯，但是支配這套體系運行的軟性系統還存在十分致命的短板。

我覺得通過這次事件，我們可以總結的一點經驗是：應對這種高度復雜、信息不對稱、涉及多個職能部門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我們顯然缺乏有效的聯動機制。當然，想想面對這么復雜的條件，我們在問題的處理上實際是涉及到了跨部門、大范圍的處置。所以，在這件事情上，我覺得還是要心平氣和一點，用結果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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