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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應看到，互聯網監管和過去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分工監管非常不同。過去是按照市場生產形態的類別進行監管，但互聯網監管需要多部門協同聯合。

監管一個技術公司，它可能既是經濟問題和創新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所以確實需要在統一的意志下，協調各方面推進工作。中國有這個優勢，只要我們想做，就可以實現多部門的聯動。

雖然我們現在在監管方面還有一些滯后，但是可以通過在實踐中學習逐漸地進行完善。中國現在有非常強烈的“防微杜漸”的政治優勢，十八大以來，中央特別強調防范化解政治風險，預測預警。十九大特別提出要建立健全大數據互聯網參行政管理的制度規則。不管是對待平臺經濟，還是互聯網經濟，中國不僅僅是從經濟層面來看問題的。

所以我們現在對平臺經濟的規管要求就會比較多，有些研究經濟的，或者是平臺創新的人，他們有點不理解這個事兒。但實際上這是中國的優勢，中國會以行政和政治的眼光去看平臺創新，留意一個產品潛在的法律風險、社會風險和政治風險，警惕它隨著壯大而構成的系統性風險。

可以說，平臺經濟反壟斷，中國的制度優勢就在于“防微杜漸”。

3月5日，美國總統拜登任命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倡導“網絡中立性”的吳修銘(Tim Wu)為科技競爭特別助理。圖自美聯社

觀察者網：前段時間，美國公布了國家經濟委員會的成員名單。提倡網絡中立性、主張拆分科技巨頭的華裔背景學者吳修銘也在其中。一些觀點認為，這或許預示著美國會在制約科技巨頭方面有進一步的作為。您覺得這個判斷成立嗎？科技巨頭和美國政府之間的博弈是否會進一步加劇？

樊鵬：從歷史來看，美國的創新活力不是來自于大企業、跨國公司。美國的經濟基礎和活力是中小企業的繁榮和創新，這是美國歷代政治家的一個共識。但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這種技術企業的發展和壟斷，同美國的歷史規律是違背的。

美國的很多政治家非常清楚，保護小型市場參與者的生存權利，是很必要的，但是他們也非常清楚，大型技術公司的市場地位根本難以撼動。

在調查谷歌的報告中，就提到兩個因素將使谷歌始終保持壟斷地位：第一個是它的搜索服務器的高額成本，沒有一個企業可以建立起來；第二個就是點擊和查詢數據的自我強化優勢，難以撼動。再加上技術企業強大的政治游說能力更讓美國力不從心。

當然，考慮到公眾的呼聲、政治斗爭的需要，各派力量都會在這個問題上有所表達。

數字平臺是自然壟斷。傳統的反托拉斯法傾向于將其分解，從而消除其規模優勢。然而，在過去的十年中，西方反托拉斯執法者并未阻止主流平臺公司數百筆收購中的任意一筆。

并且，有研究提出無論是拆分技術巨頭或剝離巨頭在金融、科技等領域中小企業的持股份額，都難以起到顯著效用。因此，我們尚不清楚美國這一輪反壟斷行動和拆分預期最終能否成功。這其中的主要障礙和局限包括：

首先，要成功反托拉斯，可能需要徹底改革圍繞它的法律制度。美國政府要去管理臉書的某項行為，臉書可以反饋許多理由，列舉許多法條，來論證政府不可以這么做。而政府要論證或者修改法律流程非常復雜，且涉及到不同環節，技術公司就可以介入進去游說，然后否決。

我前段時間查到了一個報告就提到，美國涉及技術巨頭監管的法律體系是多么的復雜，如果你真的要解決它，可能要3-5年的時間。但是到那個時候，技術公司早就通過其他技術方面的創新規避了相關問題。

第二，促進競爭并不能解決平臺經濟固有的自然壟斷動力。《紐約時報》組織過一個研討會，學者就提出一個觀點說促進競爭并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壟斷問題，因為競爭了之后，總有一個公司會以很快的速度取代此前的巨頭，形成新的壟斷。

第三，技術巨頭反壟斷涉及到比過往更加復雜的國際合作。《經濟學人》一項分析就表明，盡管歐洲一些監管機構和立法者對技術巨頭設置的監管護欄領先于美國，但迄今為止最高罰款額僅為受處罰對象市值的1％，這就讓我們更是難以想象歐盟將如何自行拆分一家美國公司，畢竟反巨頭的“泛大西洋”合作至今仍是一張白紙。

至于美國科技巨頭和政府之間的博弈，我們要從很高的政治層面來看這個問題，因為這涉及帝國主義新形態的發展。

今天的西方國家已經發展到一種帝國主義的新形態，我們可以稱之為科技壟斷帝國主義。它們要靠資本加技術的輸出與合謀，才能實現維護國家的發展利益，進而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這種預期和任務決定了這種帝國主義國家形態，需要技術巨頭的維護和幫助。美國政府固然警惕臉書，但又需要臉書去幫助它輸出意見，維系霸權。所以，政府和技術巨頭之間會有斗爭，又有合作，是一個非常糾纏不清的狀態。至于未來的發展趨勢，我們需要再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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