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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洋為中用

1977年10月22日，冶金部副部長葉志強在中南海給李先念、谷牧等中央領導放了一部介紹日本鋼鐵廠的短片，熒幕里的工廠環境整潔、技術先進、規模宏大。這讓這些見慣了中國傻大黑粗鋼鐵廠的領導們感到震撼，如果不是葉志強剛剛從日本回來，恐怕沒人會相信這是真的。

當時日本是個連石灰都要進口的島國，十幾年前鋼鐵產量和中國相差無幾，鋼產量高達1.2億噸是中國的五倍。當時中國每年要進口四五百萬噸鋼鐵，花費巨額外匯，中央領導們的心弦被撥動了。中國政府向遞片子的日本“鋼鐵帝王”稻山嘉寬發出邀請，以技術合作的方式建設一個年產六百萬噸的鋼鐵基地。

經過專家們的層層篩選，上海憑借優越的地理環境和工業基礎將這個項目攬入懷中。工廠后來以落地的寶山為名，取名寶鋼。當時對項目的資金規劃高達300億，而中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才800億，中央對寶鋼項目的關心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當時有對廠址的質疑，認為工廠會滑倒長江里去，副總理谷牧對此親自過問。

當時中國正處于換擋加速的重要關口，寶鋼項目落地的消息已經足夠振奮人心，而承攬項目的是中國工業旗幟的上海，意義更加重大。也正因為如此，上海承受了不少內外部壓力，因為把寶鋼建設好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項重要的政治問題，會對改革開放起到號角作用。

日本為避免重蹈向韓國出口技術培養競爭對手的覆轍，并不準備向寶鋼提供最先進的技術。但沒想到的是中國專家們眼界和談判水平都是世界級的，一邊談判一邊向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發詢價書，逼迫日本方面給出最先進的技術和最廉價的合同。在中日友好的時代氛圍下，日方最終妥協。

1978年8月鄧小平訪問日本，稻山嘉寬陪同鄧小平參觀了君津鋼鐵廠，鄧小平興致勃發地說就照這個這個樣子幫我們建一個廠。稻山嘉寬的隨從私下嘀咕的是，你們中國人要求的技術條件可比君津高多了。1978年12月23日，寶鋼正式開工。那一天，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閉幕，寶鋼與改革開放同一天生日。

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利用國外資金是改革開放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即便在全國掀起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情況下，讓人們放下心中成見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為中國曾經最為開放的城市，上海再次走在了時代的前列，成為引進外資的標桿。

在中國專家和日方在為寶鋼項目的細枝末節錙銖必較時，上海汽車廠廠長蔣濤在跟隨中國機械工業部代表團訪問德國大眾時，又為上海工業帶來了一個重磅好消息：德國大眾有意與上海汽車廠合資經營轎車廠。在經歷了漫長的洽談后，1984年德國大眾與上汽在人民大會堂簽訂了合同。

鋼鐵領域的寶鋼、轎車領域的上汽大眾、通信領域的上海貝爾，成為改革開放之初上海利用外資的三面旗幟。

然而所有的光鮮，背后都有著你看不到的苦。計劃經濟時代，全國六分之一財政收入來自上海，上海累計向中央上繳的經費超過自身預算收入的13倍。這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上海本土工業的落后，產品到了市場經濟時代難言市場競爭力。再加上鄉鎮企業的崛起，上海一度陷入躊躇，蟬聯近30年的全國工業產值冠軍也無奈旁落。

八十年代后期，上海在兩位性格迥異但配合密切的領導帶領下，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扭轉了這種頹勢。有效利用外資實現上海工業的轉型和增長，更是成為城市共識，相關政策的出臺和落實，亦成為上海工業突圍的重要引擎。

1988年，上海在各條線選出最強干部組建外資委，其核心工作準則之一就是簡化辦事流程、強化服務意識、提高工作效率，提出“一個機構、一個窗口、一個圖章”，政府自上而下的將為外資解決問題視為頭等大事。

此前外資投資，手續麻煩是一大痛點，一個100多萬美元的投資項目，常常要找四五個委辦、蓋上40多個圖章，最夸張的一個項目要蓋126個章、耗時兩年。

自上而下、內外兼修，八十年代后期開始，上海對外資的運用可以說是爐火純青，效率領跑全國。當時每年超過50%~60%的新增投資，都是企業在增資，這充分證明了外企對上海投資環境的認可。而與當時全國有些陷入競賽式盲目引入外資工業不同的是，上海在把外資與城市發展戰略結合方面做到了極致。

此時上海亦開始著手修補本土工業基礎設施的欠賬，“九四專項”便是其中最重要的項目之一。南浦大橋、地鐵一號線等五大基礎項目、上海冰箱壓縮廠、金陽晴綸等268個工業技改項目、虹橋賓館、新錦江大酒店等旅游項目的建設都有賴于九四專項提供的資金，這也為日后的浦東大開發提供了成熟的模式。

九十年代上海確立“汽車制造、通信設備制造、電站設備制造、鋼鐵、石油化工及精細化工、家用電器”為六大支柱產業。此后，就開始積極的引導外資流向這六大支柱產業，外資投向這六大產業的項目占比一度超過60%，1000萬美元以上的大型工業項目也基本集中在這六大領域，有力地促進了支柱產業的發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對于外資工業的技術轉讓和引進消化工作極其重視。

朱镕基曾經揶揄上海大眾的總經理“久聞大名。你們日子過得很好啊，反正只要進口散件，組裝一下就能賣錢了，錢賺得容易?！苯涍^政府和上汽的努力，1991年，桑塔納零部件國產率從2%提升到了70%，發動機、零部件關鍵零部件相繼實現國產化，上汽日后也成為國產自主品牌的龍頭老大。

上海貝爾最初生產的程控數字交換機國產化率很低，上海通過讓無線電十四廠與上海貝爾成立合資公司，來實現引進消化貝爾公司的集成電路生產技術。在50多家企業的配合努力下，1992年該型號程控數字交換機中的9種芯片全部實現了國產化。該項目為我國通信行業培養了大量優秀人才，華為、中興的崛起間接提供了幫助。

常有人說，上海對外企總有高看一眼的仰視感，可如果通過開放和學習，可以讓自身進步的時候，為什么要說不呢？事實上，當中國制造需要擔綱者時，上海工業始終都是重要支點和核心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