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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迷思：重整河山待后生

一年過了又是新的一年，

每一年都曾經是新的一年。

——羅大佑《現象七十二變》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早在80年代就分析過音樂盜版，最后給出一個看上去不用高等經濟學也能得出的結論：資本主義的成功需要法律的強勢介入，如果遏制盜版的政治意愿不存在，正版市場就永遠形同虛設。

2015年7月，國家版權局發布“最嚴版權令”，中國的網絡音樂服務商一共下架了220萬首未經授權的作品，這是國內音樂市場正規化的開始。而在行業內部，反攻號角在2014年末也相繼吹響，國內外的領軍者分別是周杰倫與泰勒·斯威夫特。

周董的創舉，是《哎呦，不錯哦》于2014年12月上線QQ音樂，成為華語音樂首張數字專輯，為正版付費開創新模式；“霉霉”的底牌，則是在2014年11月，因對Spotify的免費服務不滿，從全球最大的音樂流媒體撤下了自己包括新專輯《1989》在內的所有作品。

“霉霉”《1989》專輯封面與宣傳照

拒絕讓《1989》登陸Apple Music時，“霉霉”在公開信中抨擊了“蘋果在三個月的試用期不向音樂人付款”的決定，她的舉動最終引發了行業的集體抗議，流媒體與藝術家開始在美國國會對簿公堂，不斷商議新的版稅分成，而在此之前，一個在 Spotify有幾百萬次播放量的藝人只能收到幾百美元[7]。

音樂人在14年末15年初的收復失地，也有幾路“援軍”配合：一是FBI與國際刑警組織打掉了“軟破社區”的產業鏈，抓獲了始作俑者，物理上消除了盜版源頭；二是智能手機的應用，從07年的iPhone到10年的iPhone4，iPod銷量一路下滑，最終禪讓于同門[10]；三是網絡帶寬的進步，流量不再抵萬金，在線聽歌取代了下載。

唱片業在MP3發明后丟失的戰線，終于在數字音樂正版化的階段找了回來，此前人們聽歌是為設備花錢，彼時才轉入為內容付費的正軌。而巨頭們重振旗鼓的思路，也從賣音樂變成了賣版權——得版權者得市場，獨家版權才更香。國內平臺為構筑這道的競爭壁壘，不少非一線歌手的授權費都炒到了千萬級別。

版權生意是個黑箱，而對它的爭搶實則“古已有之”：周杰倫07年成立杰威爾，第一件事就是向老東家贖回此前專輯的版權；福布斯的《2021收入最高已故名人榜》，前13人中9個是玩音樂的；鮑勃·迪倫諾獎封神后，詞曲版權賣環球，錄音版權賣索尼，都是天文數字。

當然，生財最有道者，還是邁克爾·杰克遜。1985年，MJ以4700萬美元的天價從ATV版權管理公司手中買下了披頭士樂隊大部分音樂的詞曲版權，接下來的二十五年，披頭士樂隊的詞曲庫增值了20多倍，數字3倍于美國股市投資回報率。MJ于2009年去世時，旗下披頭士樂隊詞曲庫市值超過了10億美元[7]。

在音樂行業，唱片錄制與版權管理是并行存在的兩塊業務，只是在過去的二十多年，由于全球化與互聯網，二者關系戲劇性地發生逆轉。這里最合適的比喻，是《一代宗師》的面子和里子——賣唱片是音樂行業的面子，賣版權是它的里子，當里子親自下場擺事兒，說明光鮮亮麗的那一面早已獨木難支。

蝦米在去年2月停服后，創始人王皓被援引最多的觀點就是：以前的唱片公司制作音樂才能賺錢，現在只要攥著版權，滿世界采購音樂就能錢生錢[11]。作為國內最重視信息收集、流派整理與UI審美的音樂App，蝦米在“燒錢拉鋸”中的退場令人扼腕，但在商言商，版權是“欠繳的學費”而非“資本原罪”。

QQ音樂、蝦米音樂、網易云音樂的流派對比，蝦米最精細

過去音樂行業的低谷，既是沒有完善的版權保護體系和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又在于流量平臺攫取了巨額利潤卻又不想為創作源頭補血。所以說，餓了十幾年的唱片業利用手中經典老歌版權回血，是補缺口，而非躺贏，即便扳回一城，也改變不了競爭格局的重塑。

音樂行業復興的本質，是終于從網絡平臺身上拿回了自己的錢。在CD銷量最慘淡的年月，幾大巨頭曾給下載盜版的單親媽媽發傳票，后被證明是個昏招。唱片業最應該做的就是像現在這樣——誰因音樂獲益，誰就向我付費。

市場繁榮是出巨星的前提，任何一個行業都是如此。在周杰倫出道的世紀之交，熱門專輯僅在臺灣市場就可以賣出百萬張銷量，當年歌壇流行過一句話，“詞曲作者靠著最紅的那首歌，一定可以買輛寶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