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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樣思考，就會發現非常狀態和日常狀態并非截然可分，所以政治制度也并不是在某種絕對的狀態下運轉。它在每種狀態下的表現，都是它本質和能力的一個具體表現，不能割裂來看。

戰爭是非常狀態，但即使是在戰爭中，生活的很多方面，甚至軍隊中的一些活動，仍是按日常法律和制度在進行。日常生活中，我們每天也都能聽到警笛聲響，警笛就是非常狀態的示警。在發生刑事案件、交通事故、火災、群體性事件、游行示威、暴力抗法的時候，日常社會中的某一部分、在某一時刻下，也會處于緊急狀態。

舉一個例子，在2015年天津濱海爆炸案發生后，美國某電視臺記者到現場采訪，中國消防隊員告訴他不能進入現場，遭到該記者助理的推搡指責。后來該電視臺在新聞中播放了這段視頻，聲稱中國限制新聞自由。

這是一個典型的雙標現場。因為在美國，警察和消防隊員在特殊情況下是有現場獨裁權的，那種情況下，日常的權利就中止了，任何人必須先無條件服從。這就是一種小規模的緊急狀態。所以那家美國媒體，在自己的國家是斷然不敢這樣做的，除非他有幾條命，否則是不敢對消防員或警察做出肢體沖突的。

近年來，中國警方加強執法，慢慢大家也懂得了警察發出的口頭命令是使用暴力的前奏。這樣做有好處，確實中國社會上一些人習慣性不尊重法律和秩序。所以我們會在看到一些囂張跋扈之輩被警察強制時大呼過癮。但是要知道這也是雙刃劍，這種非常狀態的頻繁出現對社會也不是好事情，否則就會走向美國式的“法治”社會。

在美國，個人的輕微行為失當就會導致嚴重的法律后果，父母的一時氣話就會威脅到子女撫養權，這不是一個符合人性的社會，過度的法治和缺乏法治的害處一樣大。中國社會應該重點鼓勵和培育自覺守法的意識，同時保持人民警察的優良傳統，不要讓法治和人性對立起來。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出品的《東方學刊》最新一期，恰好刊登了一篇談“例外狀態”的文章，作者是重慶學者方旭教授。文章就討論了“憲法專政”的問題，有的國家采取的是議會專制，如法國的“圍困狀態”法。英國行政機關可以繞開議會實行緊急狀態。美國采取的是總統緊急權。

文章指出美國1978-2018年的40年中宣布了58次緊急狀態，克林頓時期就宣布了17次，小布什13次，奧巴馬12次，平均每年1.5次。這么看，我們就理解緊急狀態不是那么遙遠。觀察者網很多讀者應該還記得去年特朗普總統和國會民主黨斗法時就動用了緊急狀態。

所以，對于一個政治制度而言，應對非常狀態本就是其更基本的功能，而且往往是更“底層”的功能。手機和電腦操作系統日常都有很多功能，但是在特殊情況下，就會進入安全模式或節電模式。人的身體在正常功能之下，也隱藏著底層功能，特殊情況下才會激發出來。我們在評價操作系統品質或身體素質的時候，就像評價政治制度一樣，應對非常狀態應該是基本要求。能夠應對非常狀態不一定證明它好，但不能應對非常狀態則是沒有達標。

能不能應對和愿不愿應對也是兩碼事。西方國家制度也都經歷過戰爭和危機，因而它有能力轉換成緊急狀態。問題是要不要轉，何時轉，轉多大。這些問題就不是制度的功能決定的，而是制度的價值決定的。

這次抗擊新冠疫情，中國制度反應迅速，有很多層次的原因：

首先是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社會主義不是以追求利益為最高目標的，在中國政治中，最大的政治正確是人民利益至上。所以涉及到大量人民的利益、關切乃至生命安危的問題，會自動升級到優先級。這個說起來似乎很空，但是在實踐中其實不空，因為這種價值導向會在制度日常運轉、資源分配乃至官員升遷中潤物無聲地發生“內化”，基層領導干部再沒有政治素養，也知道出了群體事件、重大安全事故、疫情，都是天大的事。所以，中國制度轉向非常手段來應對危機的門檻相對更低，效率更高。

當然，一些弊端也是因此而起，有時會導致不分是非、“按鬧分配”、“死者為大”，還有一些地方發生事故后會瞞報、少報，扶貧等基層工作中會搞形式主義、弄虛作假。確實有官員腐敗、瀆職的情況，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其背后邏輯是怕出事，不是不在乎群眾利益，而是太害怕相反的后果。就像孩子說謊往往是因為怕犯錯，雖然我們不能像寬容孩子一樣寬容亂做為、不做為的官員，但是也要客觀認識其行為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