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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寧: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什么樣
關鍵字: 反腐黨群關系反腐倡廉反腐敗反腐經驗房寧:足音中的家國情
(作者:《光明日報記》者 曲一琳,本文原載于《光明日報》2015年06月25日16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的小會議室。站在長條桌前,背后的書柜里,各種理論著作整齊有序;面前,中國和世界兩張巨幅地圖幾乎鋪滿墻面。
“兩幅地圖代表著我們的學術抱負,在國內,我們在東、中、西部建立了多個調研基地;在國外,我們考察了亞洲的9國1區以及歐美多國,通過對多國政治發展的觀察與研究,為中國現代化提供啟發與鏡鑒。”房寧揚臂指點,高聲講述。
從起初“希望了解社會”的樸素愿望,到此時“服務中國實踐”的灼摯情懷,在與政治學結緣的38年中,他心懷對國家與人民的熱愛,時時關照中國實踐,深耕細作,創理論新基;勇擔重任,樹學人榜樣。
他堅持“用腳底板做學問”“以世界為方法,以中國為目的”,奔走在國內國際調研的第一線。跫跫足音中,回響著深沉炙熱的家國情。
幾堂“政治課”,結緣“政治學”:“我想了解這個社會”
1957年6月,房寧出生在中國人民大學大院里。父母都是教師,從不刻意說教,但謙遜上進的品格無聲傳承。
年少時的記憶多與“文革”纏繞。一個夏日午后,路遇所謂的“地主婆”不堪批斗,投河自盡。少年的心靈受到極大震動:新中國成立前的事情,為什么建國這么久后還要清算?“人生第一堂政治啟蒙課”就這樣不期而至,對社會的疑問和思考自此萌發。
1976年,“上山下鄉”的熱度已減,18歲的房寧心懷“裹一身泥巴,出一身臭汗,煉一顆紅心”的憧憬,來到北京市郊上地村插隊。很快他就發現,現實與想象難以重合。矢志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識青年聽到看到的卻是農民“跳出農門”的迫切愿望。村里的姑娘都希望嫁到城里,小伙子只能到更窮更遠的農村找媳婦。
理想漸漸被現實啃噬,困惑卻給他帶來一份意外的禮物:對現實有了切膚體驗,并從中隱隱感悟到國家大勢與個人際遇的關系。他開始關注人生、關注社會、關注人的命運。
優秀知青代表有機會參加北京市的理論學習班。在那里,他初次接觸到《國家與革命》這樣的經典著作。雖覺艱深難懂,但胸中某些疑團似乎能從中找到答案。他感受到理論的力量。
1977年,高考制度甫一恢復,房寧即決意學習社會科學,“我想了解這個世界”。填報的三個志愿都指向一所學校、一個專業:首都師范大學(當時的北京師范學院)政教系。
錄取通知書如愿而至。四年里,他如饑似渴地汲取知識。畢業后,因成績優異留校任教。
此時,改革開放的浪潮越漲越高,知識無用論裹挾其中呼嘯而來。有次回家,他看到大院里的老教授們把積累多年的手稿和書當作廢紙賣掉,心酸之余不禁自問:“我今后也要這樣嗎?學術研究究竟是工具、手段,還是目的?”
1987年,房寧被委派到美國做訪問學者。美國的繁華、現代給他帶來強烈沖擊。有美國人問他:“你知道我們為什么富裕嗎?我們從全世界人的兜里拿錢,生活當然就好了。”看似調侃的話語令他感到震動,他開始試圖揭開美國社會的浮華面紗。他乘車環游美國,遍訪城市鄉村,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用自己的耳朵傾聽,用自己的頭腦思考。
一年后,踏上歸程的房寧帶回了一口流利的英語,更帶回了對西方繁榮由表及里的深刻洞見。“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地嗎?”他常發此疾呼,同時給自己提出要求:要對現實透徹觀察,還要引導公眾撥開迷霧、認清真相。
曾有美國學者慨嘆:“美國的經歷沒有把房寧熏陶成一個親美的學者,反而造就了一個中國的民族主義者”,而房寧也樂于承認:“馬克思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共同‘培養’了我。”
“學問并非荒江野老、素心清談之事”
美國游學歸來,學術研究有了更明確的指向。房寧開始認真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理論,試圖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找到應對之策。1995年,他的第一本學術著作《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引論》面世。
睿智、冷靜與勤奮,使他在同齡人中脫穎而出。1990年,年僅33歲的房寧破格晉升為副教授,1994年破格晉升為教授。
1995年5月30日,房寧與他人共同策劃的《中國青年看世界》調查問卷在《中國青年報》公布。這是中國民間第一次通過報紙大規模調查中國公民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反響熱烈之程度,超乎想象。當天就有讀者上門送回反饋,信件一麻袋一麻袋地送來。一個月后,問卷回收達到了13萬份。
外媒蜂擁而至。路透社、法新社及朝日新聞等媒體轉載了問卷內容,并做了專題報道。
他從中認識到,社會科學學者要為中國發聲,影響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并習得與外媒打交道的經驗:“要坦誠,用對方能夠理解的語言講述我們的故事,簡單形象,讓信息最大化。”
多年以后,面對《中國怎么想》一書的作者,他巧妙地打了個比方描述中國民主:西方模式民主好似顧客可以選擇廚師,但吃什么菜是廚師決定的;中國民主廚師是固定的,但顧客可以選擇吃到什么樣的飯菜。這段話被用作中國民主一章的題記。該書2008年出版后,引起西方社會濃厚興趣——有西方讀者說“這樣的解釋讓我們理解中國”,時任歐盟女外長阿什頓出席歐洲議會時閱讀此書的場景,被美聯社記者的鏡頭敏銳捕捉。
2001年,房寧調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任副所長。朋友問他在研究什么問題,他坦率回答:“黨讓我研究什么,我就研究什么。”他對年輕科研人員說:“學者總說立足‘學術前沿’,殊不知上級交辦的任務,都是國家和人民在實踐中的當頭難題和迫切需求,這不就是‘學術前沿’嗎?”
他在文章中寫道:“如今的學問并非荒江野老、素心清談之事。我們要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能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和民族復興貢獻力量。”
聽房寧講解政治問題,聽眾常感“深入淺出、耳目一新”。在談到中美政治制度特點與區別時,“美國像熬臘八粥——將就材料,中國是做八寶飯——事先確定方向和方案”,他的回答讓復雜問題瞬間明朗。
輕快的表達,凝結著沉甸甸的汗水。每寫重要文章時,他就借住在學校宿舍,“排除一切干擾”閉關寫作。已經難以記得,多少次伏案至天明仍未知覺,多少回深夜靈感襲來、一個人的雀躍慶祝。
服務實踐,更需要發現痼疾不隱言。2003年,房寧交出調入政治學所后第一份內部報告,直指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行為。報告中提出“官商利益共同體”的概念,建議限制高級干部直系親屬經商,以防止利益沖突和利益交換。2013年,他遞交的關于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建議,得到多位中央領導批示。
《文化縱橫》雜志社社長楊平對20多年的老友了解頗深:“房寧正直敢言,對國家社會有很多尖銳批評,但在關鍵問題上能站在國家發展大勢上作出判斷,有大是大非觀念。”
2012年,時隔25年,房寧再次奔赴美國,觀摩大選。此時正值黨的十八大召開。他每天寫下一篇日記,對兩國的政治制度有了更深的思考和認識。返程飛機上,想到祖國正扎實推進的民主實踐,“帶些什么回到自己的祖國?”一時心潮難平,竟不能寐,一氣寫下《告別美國,空中遐想》。文末,他用黑體字重重寫下:“太陽從美國落下,太陽將從中國升起。”
“學者須讀兩本書”與“用腳底板做學問”
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說,一切真知來自直接的實踐經驗。對此,房寧感觸尤深。他說,“大發展、大變革的時代,注定是實踐走在理論前面的時代,要想跟上時代的步伐,就必須走到社會現實中去。”他說,“理論研究并非研究理論,而首先是研究實踐,應用研究是理論研究的基礎。”他認為,“更加注重經驗性研究,是中國政治學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他強調,“學者須讀兩本書”,要在閱讀有字之書之外,再讀另一本無字之書——實踐,讀大地之書、社會之書、人性之書。
一邊崇山峻嶺,一邊碧綠甌江,車子在山間公路上顛簸了十幾個小時……初次調研的所見所感仍清晰可感。1984年,他帶領幾十名學生奔赴浙江蒼南縣金鄉鎮,調研當地農村雇工情況。從此,在書齋之外的廣闊天地尋找到了肥沃的學術土壤。
“國情調研是政治學研究的基礎課。”房寧每年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路上。他認為,要從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與西方教條主義這“兩個教條主義”中擺脫出來,立足中國實踐,從對中國實踐的大量觀察和總結的基礎上歸納提煉中國理論。2005年以來,他帶領政治學所科研人員在浙江省、臺州市、樂清市、柳市鎮開展系統調研,以浙江為樣本,建立了一個省、市、縣、鎮四級層面上的國情認知模式,為科研人員全面系統深入了解國情提供了范本。
質疑的聲音也常響起。有人直言:“你們所到之處,接待方早已有所安排,帶著你們走走看看,然后走人。你們能調研到什么呢?!”他撰文應答,分享經驗:“調研實際上主要是了解‘三法’,即調研對象的‘做法、說法和想法’。將‘三法’進行對照,并在廣泛調研積累基礎上進行橫向的比較分析,便可得出客觀結論了。”
房寧常吃住在群眾家里,體驗他們的日常生活,聆聽他們的喜怒哀樂。政治制度研究室主任韓旭坦言:“跟房所長外出調研很辛苦。他總是盡量利用更多的時間和場合,來了解當地的各方面實際情況。”政治理論室主任周少來則期待“房所長幾十本厚厚的調研筆記出版,因為那里有鮮活的材料”。
扎實的基層功底支撐起了理論自信。2010年和2013年,他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講解了《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和《我國歷史上的反腐倡廉》,得到領導同志的贊賞。他將此歸功于調研:“現場的高級領導人,哪位不是頂級專家?但我知道我講的每句話背后蘊含的實踐意義,每句話都被我‘看到過’。是經年累月的現場調查研究給了我自信和底氣,敢于在政治局委員面前講中國的政治問題。”
“研究中國政治,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可以拿來借鑒”,房寧決心“走出國門看看”。2008年,他組建團隊,開始調研亞洲國家與地區的政治發展。課題組先后奔赴韓國、日本、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賓、印度以及我國臺灣地區,深度考察這10個國家與地區自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的政治發展狀況與進程。他們訪談了幾百位政治歷史的親歷者、見證者,以第一手的采訪材料來實證性地揭示政治發展的規律和經驗。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許利平參加了該課題,一件小事令他印象深刻:“在印度尼西亞調研時,我們一行人中只有房所長發現了路邊擺放的小花,判斷其有特別含義,追蹤下來,果然發現當地正在舉行一場傳統儀式。”
把“花粉”釀成“蜂蜜”,而不能滿足于把“可可粉”做成“巧克力”
追蹤亞洲國家政治發展進程,已進入第八個年頭。房寧選擇從工業化進程的視角,用直接觀察與比較研究的方法研究外國政治問題,日益引起學界關注。房寧希望這項“以世界為方法,以中國為目的”的研究工作能為中國政治發展提供鏡鑒。
正如他一直主張,“發現未知、有所創造,無論大小”。他直言,如今學界有相當比重的重復性研究,沒有創造性成果,更無法用于實踐。“不能做個‘套中人’在圈子里打轉兒,那樣不僅浪費學術資源,更有負于國家與人民的期盼。”
他身體力行,聽從實踐召喚,投身火熱生活,在真正深入基層、了解國情的基礎上,作出了無愧于時代的理論貢獻: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下對中國之路進行冷靜探索,“資本流遍世界,利潤流向西方”被廣為引用;1997年就提出“社會主義是一種和諧”,諸多表述進入中國政治話語體系;對中國民主發展與民主建設經驗予以開創性的總結,參加起草《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比較研究東亞政治發展及民主化轉型,具體提出政治體系“三層次結構”的分析研究法……
38年的學術歷程中,沒有“食洋不化的照抄照搬、天馬行空式的思辨、屠龍之術的臆想”,他從點滴做起,記述時代進程、反映時代問題、代表時代精神,孜孜探索,未曾止步。
聚沙成塔。他帶領團隊,正在拼出一個中國民主話語體系。
提及此點,他的期許卻遠遠大于滿足:“太多未知等待著我們去開墾,大量的政治實踐需要規范的學術語言加以闡述,遺憾的是,我們的理論研究遠遠未跟上實踐發展,我們尚未建立中國現代政治科學的方法論體系,尚未形成政治學的中國學派。”
任重道遠,但事務繁雜,如何以最好的狀態投入學術工作?40歲開始,房寧堅持每天走上10公里,50歲開始跑步。每周有計劃地健身,打球、騎車,裝備與技術都是專業水準,閑時看看NBA、“法網”,鍛造了健康身體、陽光心理和堅強意志。
2015年6月初的一個傍晚,換上專業裝備、插上耳機,房寧從三元橋的辦公地點出發,迎著晚霞,伴著城市的節奏,一路跑回中央黨校的家,用21公里半程馬拉松迎接自己58歲生日。他的心愿是跑完全程馬拉松,并計劃好在60歲這一年,沿著京杭大運河從北京走1700公里到杭州,行路讀書,閱讀中國,用實際行動倡導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與生命格調。
幾年前,所里一位年輕同志生活中遇到困難。房寧知道后,默默買來一雙跑鞋,對年輕人說:“跑步吧!”情緒低落的同志在跑步中改變了自己,變得陽光、健康,意志堅強。
2013年任職所長后,房寧給所里年輕同志們認真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當下是政治學打基礎的時期,我們大有可為。不能因循,不能茍安,跟著祖國的步伐踏實前行。沉下心來,跑十年路,哪怕沙灘拾貝,哪怕點點滴滴,卻是建立嚴謹的科學研究基礎的理論認識、學術積累,都是在取得進步,非此則有浪費資源、蹉跎歲月、損耗生命之嫌。”言真意切,心遠路長。
房寧非常喜歡詩人汪國真的《給予》:“給予你了/我便不期望回報/如果付出/就是為了有一天索取/那么,我將變得多么渺小。”詩為心志,獻給他摯愛并將為之奮斗終生的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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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鐘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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