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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中國做對了什么？

觀察者網：回到疫情防控，當前咱國內新冠疫情基本控制住了，現在各地不少政府要求疫情防控從戰時機制向常態化轉變，不知道您是否做過這方面的調研？

房寧：因疫情關系，我這次沒有做現場的直接觀察與調研，只是做了一些間接的觀察了解。我不是醫學專家，從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我認為我們國家疫情轉好的主要原因在于實行了“全民防疫隔離”。考慮到現在新冠疫情在許多國家和地區仍處于大流行階段，可以說我們的表現是比較出色的。在疫情防控上我們摸索出的一套做法和經驗，現在看來是行之有效的。當前我們已從短期的休克式全民防疫隔離轉向精準的局部隔離處理。不過現在仍不能掉以輕心。

觀察者網：目前在精準的局部處理中，也就是基層治理中，一些問題已顯而易見，比如新華社2月份就發文指出抗疫中的形式主義，《半月談》6月份也撰文稱“防疫常態化別讓形式主義絆倒”。舉個例子，有個別地區讓黨員干部在休息期間下沉基層，搞搞衛生、謄抄數據等等。您怎么看待這些安排？有解決的辦法嗎？

房寧：當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疫情防控中出現這種情況在所難免。但是我想這方面的問題不是很嚴重，隨著防控從緊急狀態向常態化轉化，過去疾風暴雨式的措施會有所改變，常態化的精準有序的執行能讓這問題得到一定緩解。

觀察者網：幾個月前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提到過，中國防疫的成功不能簡單視為政治體制的優越性。現在這觀點是否有變？

房寧：我自己的這個看法沒什么變化。作為疫情最先大規模爆發的國家，中國能夠相對快速地控制住了疫情大流行，這肯定和我們國家的公共管理、社會制度有一定的關系；也就是說，它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我們的政治制度和治理體系在應對這類突發公共危機時是有一定的優勢的，這點必須肯定。

但是，我們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只是必要條件，不是充分必要條件，理由就在于一些和我們實行不同社會制度、治理模式的國家、地區，它們的防疫工作相對來講做得也挺好，如日本、韓國，疫情防控工作也是可圈可點。雖然近段時間日、韓每日新增確診人數經常過千，不過目前來看還算是在可控范圍內。

觀察者網：不同制度都有做好防控的可能，那總結這些國家、地區的防控經驗，它們之間有哪些共同點？

房寧：我們也在研究這個問題。我們的看法是，首先一個特點是歷史經驗。你可能也注意到了，就全球范圍來看，目前做得比較好的國家和地區基本都是17年前經歷了或者比較接近SARS流行的地區。因為經歷過同為冠狀病毒的疫情的“洗禮”，這些國家、地區都對這一問題高度警惕，也都相對及時地采取了措施。

觀察者網：您曾在一篇分析中國疫情防控的文章中簡單提到，“強大的利益協調功能并非每一個國家都能做得很好，這也是中國社會制度非常重要的優勢。”這觀點能否再詳細解釋下？

房寧：總結中國的疫情防控，從技術角度來講，最重要的一點是武漢封城。一月份武漢爆發疫情，中央果斷做出了武漢封城決定，并集全國之力予以支援，4萬多名醫護界精兵強將派往湖北，集中力量把疫情消滅在一個點上。這就是我說的我們有“強大的利益協調功能”。如果不是果斷封城、全國支援，哪怕再拖延個十來天，我相信那時就會有很多武漢出現，中國整個的防疫形勢就會大不一樣了。

現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采取比較放任的或他們自己標榜的所謂“全民免疫”的防范策略，可以說是無奈之舉，因為它們面臨的疫情是多點開花，它們失去了最初能在一兩個點內消滅疫情的最佳時機。中國有利益協調能力，而美國國內，在疫情目前誰也不聽誰的，各個州可以不聽聯邦政府的，甚至縣也可以不服從州的統一部署。面對大規模傳染病疫情，沒有統一的防范策略，怎么能控制得住？！你看美國頂級傳染病專家福奇，多可憐！他只能苦口婆心地勸說總統，不厭其煩地呼吁民眾，為此還遭到很多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