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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寧】

2011年一位中央負責同志布置給中國社會科學院一項科研任務，責成中國社會科學院從政治學角度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問題，政治學研究所承擔了這項科研任務。

在接受任務之初，我們有些疑惑：社會結構問題不是社會學界的經典課題嗎？社會學界一直以來在這一領域多有研究，且成果豐碩。中央領導這樣要求和布置顯然是有所考慮的，但究竟為什么要從政治學角度研究社會結構問題，以及什么是政治學的社會結構研究，坦率說，彼時我們并不清楚。

帶著這樣的疑問，我們開始了政治學視域中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問題的研究與探索。

當前，我國正處于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關鍵階段。從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歷史經驗看，現代化最后階段是社會高風險期。許多國家在這個階段遭遇了政治動蕩，甚至被中斷了現代化進程，陷入長期混亂與衰退。

基于我們對中國社會政治穩定和政治風險的長期研究，以及有關政治發展的國際比較研究，我們認識到：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分化以及新階層的出現，是現代化進程中政治動蕩及社會衰退的基礎性因素。

我們逐漸認識到社會結構研究的社會學和政治學視角的區別，我們形象地將之比喻為：社會結構研究的社會學視角，在某種意義上屬于社會“生理學”范疇，而政治學的相關研究則屬于政治“病理學”范疇。

所謂“病理學”研究，就是為了維護社會分化及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穩定和政治安全，防止和化解社會階層、群體沖突而進行的研究，核心是社會結構變動與政治穩定的關系問題；同時，也將社會穩定與社會沖突的社會意識及思想文化因素納入研究視野，包括群體意識、政治心理、利益訴求以及大眾精神狀態、社會意識形態變遷，等等。

十余年來，我們從政治學視角出發，運用政治學相關理論和方法，參考比較政治學研究所獲得經驗，持續開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結構變化的觀察和研究，重點在于當前中國主要社會群體結構區分、群體利益和社會意識的研究，以及各個主要社會群體與政權、與社會秩序之間關系的研究。

新興社會群體政治參與是政治不穩定的基礎因素

社會結構理論及階級與階級斗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恩格斯指出，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終其一生有兩大理論貢獻，一是揭示了人類社會政治活動的基本原理，二是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經濟剝削。

關于社會政治活動原理，恩格斯將其概括為：第一，迄今為止的社會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階級分化與階級斗爭體現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第二，階級斗爭所有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爭取社會統治和社會地位；第三，爭取社會統治與地位的階級斗爭主要是在舊階級與新階級之間展開，舊階級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和地位，新階級要爭得統治和地位。

關于階級斗爭的“三段式”描述，揭示了社會政治活動的基本原理：“新”“舊”群體爭奪社會地位的斗爭是政治活動的核心內容。

當代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被消滅了，階級矛盾已經不再是社會政治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但與此同時，人民內部還廣泛存在著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的差別。特別是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的進程，新的社會分化隨之而來，中國社會也相應出現了新的群體以及群體間矛盾，這被稱為“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

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焦點在于新興社會群體以及新、老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新興社會群體是政治體系中的“后來者”“陌生人”，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價值與其政治地位不平衡，由此產生了政治參與的意愿和動力。

在憲法、法律與政治制度的規范意義上，各個社會群體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但在社會現實中，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的參與機會、渠道、能力還很不均衡，尤其是新、老社會群體之間的差異更為顯著。這正如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所指出的：從獲得憲法和法律意義上的抽象政治權利，到獲得真實具體的社會權利并實現人的自由解放，還有很長的距離。

這種狀態在一定條件下會導致新興社會群體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并由此引發政治不穩定。這一規律性現象為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普遍經驗所證實。

新興社會群體政治參與是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穩定與政治安全的最重要相關因素。因此，區別于我國社會學界的“十大階層”理論，我們從社會分化和新興社會階層與政治穩定之間的關系這一視角出發，提出以“新”與“老”作為劃分社會群體的基本思路和標準。在我們看來，這就是社會結構研究的政治學視角。

按照這一思路和標準，我們將當下中國主要社會群體劃分為“三老”、“三新”六大社會群體。“三老”為黨政干部、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和在鄉農民；“三新”是改革開放后出現的新興社會群體——民營企業主、城市白領和農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