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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與經濟地位、體制身份、社會保障程度是區分“新”與“老”社會群體的主要標識。社會群體的劃分與經濟地位密切相關，體制身份是影響社會分群的首要因素，“體制內”與“體制外”是六大群體差異的本質性因素。六大群體在社會保障程度上有很大差異。在現代社會，體制性保障是社會群體利益生成的重要因素。

改革開放前，我國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干部-知識分子階層的“兩階級、一階層”社會結構，三者后來逐漸演化為現在的黨政干部、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和在鄉農民三大群體。

改革開放以來，盡管這三大群體自身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由于制度、體制等多重因素，他們與政權及體制依然保持著緊密聯系，他們的社會地位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黨政干部和國有企事業職工直接被歸為“體制內”。由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和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存在，在鄉農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利益也有較為可靠的制度性保障。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我國社會結構發生的最顯著變化是新興社會群體的出現。一方面，他們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另一方面，作為新興社會群體，他們需要在整個國家的政治體系、經濟社會體系中確定地位，而這是一個漫長且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新興群體與其他群體及政治體系需要相互適應，當前諸多的社會問題和不穩定因素與這個適應過程有關。

根據我們研究亞洲政治發展總結出的規律性認識，新興社會群體的政治參與是政治體系變革的主要因素。據此，民營企業主、城市白領和農民工三大新興社會群體的狀況和動態，就是影響中國未來社會穩定的主要相關因素。

當前社會群體利益分析

利益結構是社會群體政治立場與政治態度形成的基礎，為此需要進一步分析我國社會群體的利益結構。

干部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在計劃經濟時代，在黨政群團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統稱為“國家干部”。改革開放后實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干部的內涵和外延有所變化。狹義的干部概念是我國各級黨政機關中的公務員，根據公開數據，截至2016年底，我國公務員的數量是719萬。

在各級黨政機關的公務員之外，我國還有一個大量兼具社會管理職能的干部群體，即國有企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中具有行政管理職權的公職人員。這一群體復雜多樣，目前其總數尚無確切估算。

干部是國家和社會的管理者，是黨和國家的命運共同體。從現實表現來看，特別是在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背景下，廣大干部能夠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忠誠于黨的事業，是可以信賴的執政群體。

目前，我國國有企業職工約為4000萬人，若再加上事業單位職工則總數應在8000萬人左右。國有企事業職工是中國經濟社會文化各項事業建設發展的主力軍，是促進改革、保持發展、維護穩定的重要力量。

經過多年改革，國有企事業職工的成分、身份變得十分復雜。其中一部分與體制聯系比較緊密，也有很大部分與體制聯系比較松散。對體制的依賴程度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的思想觀念與政治態度，不同的體制依賴度會塑造出不同的政治信任、價值偏好和政策遵從行為。

在鄉農民是我國農業生產的主力軍。目前，我國在農村居住的總人口約為5.1億，其中15歲至65歲的在鄉農民約為3.2億人。

改革開放帶來中國經濟社會大發展，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在鄉農民群體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他們認同中國的社會制度和黨的富民政策。在鄉農民盡管在當今中國社會各群體中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并不算高，卻是一個社會滿意度較高的群體。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他們的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也應注意到，盡管過去十年大約有近1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脫貧，在鄉農民中的低收入群體仍十分龐大，現在仍約有1.5億農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僅有8451元。

民營企業主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國民營企業數量約有4457.5萬戶。民營企業在企業總量中的占比達92.1%。

民營企業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在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民營企業主是中國現代化的建設者。他們一方面擁護改革開放，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又是掌握經濟資源，擁有獨立經濟地位的群體，他們對國家政權和體制的依賴程度與企業規模大小密切相關。他們對現行體制和政策，有滿意也有不滿意。在各群體中，民營企業主內部分化程度最高。

在這個群體中，既有躋身中國五百強的大企業家，又有占總數80%以上的中小微企業主。大中企業家群體思想相對保守，大中型企業與政府及政策關聯度高，更加認同改革開放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小微企業主受市場激烈競爭和近年來經濟下行影響，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對政策及治理環境十分敏感。目前，在各個社會群體中，中小微企業主的滿意度較低。

城市白領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興社會群體，特指體制外從事技術與管理工作的非體力勞動者。

城市白領群體總體上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改革開放擴大了社會自由和流動空間，在自主擇業和創業的大潮中，涌現出了城市白領群體。他們依靠自身的知識和技能安身立業，在城市中獲得生存和發展空間。

白領群體經濟獨立，他們大多數人的工資收入高于城鎮平均工資水平，具有較高的就業流動性，對體制依賴程度低，但對經濟政策和社會管理比較敏感。他們一方面受益于改革開放，對現有制度有認同感；另一方面處于社會中間層，面對著社會流動的上行或下行兩方面的機會與挑戰，社會地位并不穩定。

與白領群體接近的還有一個經濟社會地位較低，介于白領與藍領之間的所謂“灰領”群體。初步推測，我國“灰領”群體人數超過2000萬人。相對于穩定就業群體，他們的職業穩定性差，生活境遇不佳，屬于城市中的邊緣人群，是社會滿意度較低的群體。

農民工主要是依靠工資收入生活，但戶籍身份依然是農民的群體。農民工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從農村進入城市，成為新工人、新藍領。農民工群體規模龐大，2021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9251萬人。他們是中國經濟建設，特別是制造業和城市服務業發展的主力軍。

農民工的命運與改革開放和國家發展息息相關，他們認同改革開放，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工中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生長于城市，與他們的父兄有著不同的人生經歷和生活感受。第二代農民工已經離鄉，其中大部分不會再回到故鄉。融入城市并享有同等國民待遇，是農民工，尤其是第二代農民工面臨的最大問題。第二代農民工尤其困惑于身份和前途。他們與國家政權和體制的關系，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身融入城市和享有同等國民待遇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