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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馮紹雷】

拜登與俄羅斯續簽《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英歐協議終結“脫歐”；中國簽署RCEP，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結束，并宣布爭取加入CPTPP——這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當代大國關系在一度“脫軌”之后，已開始進入一個重要的調整時期。

全球轉型進入調整期

伴隨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包孕宏闊的全球轉型隨之降臨。其內容有：一，各國內部體制轉型；二，國際秩序的改革與重組；三，作為內外制度變遷連接物的對外政策與戰略的變化。當代的全球轉型，即指這宏大壯闊而又極其復雜的“三位一體”的過程。

全球轉型可分為幾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到世紀之交，全球轉型以歐美為導向。從世紀之交到2020年，全球轉型逐漸變成一個多元、多樣、多極的新發展階段。這兩個階段分別用了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共約四十年。經過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及上述一系列重大事件，全球轉型又進入調整階段。與此前相比，這一階段可能具有以下演進趨勢：

第一，解決內部危機先于對外競爭。

進入國際危機多發期后，沖突頻率加快、烈度提升、且像病毒一樣，從東方向西方蔓延。先是科索沃危機、“9.11”事件、伊拉克戰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是第一波。而后是“阿拉伯之春”、敘利亞與烏克蘭危機，這是第二波。到了第三波的地區危機，已向歐美延伸：歐洲難民危機、英國脫歐，再到美國大選后的國會山暴亂。這表明世界霸主本身已成為危機和動蕩中心。

在此局面下，美國將花巨大精力應付國內對峙的“特朗普后遺癥”。猶如拜登政府新任國安顧問沙利文所言，對外政策首先為美國中產階級服務。歐盟  急需處理英國脫歐后的內部問題，而歐盟支柱德國亦面臨“后默克爾時期”的內部挑戰。俄羅斯將面對經濟下降與實施“2024議程”的嚴峻考驗。

當然，內部事務優先，并不意味放棄對外抗爭。相反，美國依然將中俄作為主要對手；只不過今非昔比，掣肘過多，言不由衷，力不從心。

拜登首場外交政策演講

第二，調整期不排除擦槍走火的風險，但堅守和平依然是大概率的選項。

當代沖突與戰爭風險來源于：一，結盟對抗；二，以意識形態偏見劃分世界；三，妖魔化和羞辱競爭對手；四，挑撥離間破壞穩定與侵犯主權；五，強權霸凌等等。基辛格預言，中美若無合作基礎，將爆發類似于一次大戰的風險。但事實表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制基礎、大國關系（特別是大國三邊關系的活躍）、中國簽署RCEP、中歐投資協定等區域合作的最新推進、以及普遍不愿意選邊和奉行中立……這些基本因素與趨勢都有力地制約著戰爭冒險。當今全球轉型依然可能在和平條件下進行，當下仍處于國際機遇期。

第三，新興力量趕超歐美節奏加快，對華需求與制約并存。

雖然全球化受阻、世界經濟下行，但文明、地理、氣候、人口等長時段因素凸顯，助推東西方力量對比變化。世界重心加快向亞洲轉移。新興國家與歐美在世界事務中的權重，已經從犬牙交錯、日益接近，發展到經濟總量趕超可期。疫情下各國對華需求激增，證明對華合作大勢不可阻擋，同時也表明既合作、又制約的復雜局面勢必長期呈現。

第四，拜登執政預示著國際社會進入一個各大國之間重新探索國際轉型模式的新發展階段。一，無論東西，新興經濟體、歐美同時面臨著十分緊迫而艱難的國內治理體制改革的需要。二，與此相應，反思大國關系的模式也勢在必行。三，在此基礎上，世界秩序的構建正在一步一步地呈現出輪廓。與人類歷史上的每一次國際秩序更替相比較，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預示“歐洲內部多元化”的誕生，1814年維也納體系是英、俄、奧、普等“多文明、諸帝國共治”的確立，二戰以后的雅爾塔體制則證明了超越意識形態的“美蘇中英法”大國共處時代的來臨。總之，日益走向多元化、多極化、多樣化，而非霸權橫行，是世界秩序每一次更替的選擇方向。因此，新世紀世界秩序的轉換，也會走上這一歷史軌跡。

第五，關注危機處理的戰略戰術運用，成為調整期的大國較量的重要方面。

總結全球轉型中的危機處理案例，可以發現：美國的衰落，很大程度上起自于9·11時的錯誤危機處理。當時，新保守主義思潮推動下的小布什政府，急于借恐怖主義攻擊之機，大規模全球擴張，這才有了從北約東擴到顏色革命，從“阿拉伯之春”到烏克蘭危機，乃至最后歐美自己國內爆發大規模危機這樣的“現世報”活劇。相比之下，面對兇險疫情和極限施壓的巨大壓力，中國在堅定不移的危機處理之后，下決心簽署RCEP、中歐投資協定、宣布中方愿意加入CPTPP，借勢發力，實現重要戰略調整。2020年年終之前，中國外交的一系列漂亮轉身，可謂“神龍見首不見尾”。

俄羅斯修憲公投，普京現身投票站投票。圖自法新社

當前的調整期將會持續多久，尚難言定，但2024年前后將會是一個重要節點。一，鑒于拜登以78歲高齡勝選，2024年新一輪美國大選才可能是一場真正決定美國未來一個較長時段走向的決戰。二，俄羅斯將以2024年為界，完成12項國家項目建設；普京總統的第四任期也于2024年到期，按憲法修正案的規定，普京可以依法連任，但2024前后也可能另有部署。三，2024年臺灣地區的選舉，將會是衡量中美競爭與合作態勢的一個標尺。歷史證明，關鍵性邊緣地區的政治變化，是影響大國關系走向的重要誘因。

相對短暫的調整階段，是相互調適各大國戰略的一個極其重要而寶貴的機會。其一，內政入手、解救危機，此乃大國的歷史經驗。上世紀30年代，美國從羅斯福新政入手，改革內政，才得以克服危機，振興國力，并取得二戰勝利。上世紀70年代末大危機中，英美以“私有化”改革內政，才走出危機，并掀動了全球化進程，取得引領世界潮流的先機。所以，面向內政、放緩對外挑戰，這是國際穩定的一個窗口期。

其二，能否從內政優先，走向大國協調，雖不確定，像2008年危機期間G7走向G20的重大結構變化難以出現，但大國的宏觀政策趨于協調，從共同抗疫、協調下行期的經濟、乃至相互借鑒處理政府和壟斷性企業之間的關系，各大國有眾多可尋覓的契機。

以2024為目標的俄式應對

2020年非常形勢之下，俄羅斯并未局限于抗疫，而是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以2024年為度，規劃12個國家重大項目；以超越2024年普京第四任總統期限的憲政改革，推動構建“長久國家”的實驗；瞄準2024年美國下一輪大選可能的政治變局，開始排兵布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