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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這是會談后，兩國元首共同簽署并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在兩國建交75周年之際關于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新華社記者 饒愛民 攝

【文/馮紹雷】

關于“中、美、俄三方關系”這個提法，實際上，學界一直存有爭議。首先，當下的中、美、俄三方關系，是不是就是冷戰時期的中美蘇三角對抗？筆者認為大不相同。無論是主觀意愿、還是客觀的環境結構都有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也可能是為什么大家比較傾向于使用“三邊關系”或“三方關系”，而不是更多帶有戰略對抗性含義的“三角關系”的原因。關鍵問題，就是希望有所區別。

其次，中、美、俄三方關系是否具有一些通常國際關系中流行的具體表現形式呢？比如，有“三邊官方論壇”嗎？有三方獨具的經貿關系嗎？有互相制約的專有國際協定嗎？沒有。但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中、美、俄三方既相當微妙、同時也引人關注地在發生相互作用。無論中、美、俄之間的互動是那么若即若離、時深時淺、有厭有喜，但都對當下和今后國際大局產生著深刻影響。

“三邊關系”或“三方關系”，實際上是國際史上的一個相當基本的范疇。任何雙邊或多邊關系的背后，都還有著作為“第三者”的一國或數國的影子。由此，談三個相關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中、美、俄三邊關系是否會重回冷戰、抑或“新冷戰”？

20世紀的冷戰有特定的三大要素。

意識形態高度對立，是冷戰的一大特點。但是，這是不是能被后人仿效的國際模式呢？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加以觀察。

其一，蘇聯體制無論優劣，是否就是“標準的社會主義”？換言之，盡管冷戰期間充斥著意識形態的競爭，但是不是資本主義與真正體現馬克思主義精神實質的社會主義的這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競爭呢？在筆者看來，冷戰期間西方所面對的，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從列寧、斯大林時期延續下來但又發生很大變形的制度模式。至少從今天的眼光來看，特別是到60年代之后的蘇聯模式，是否還是人們所普遍追求的社會制度模式呢？回答應該是大有疑問的。

其二，美歐所代表的資本主義模式是否就是可以不問條件、到處搬用的終極目標呢？同樣不是。所以，意識形態對抗，在當年就是一個被大大夸張而又簡單化了的用于劃分陣營的觀念模式。今天人們更難接受繼續沿用這樣簡單劃線的意識形態，來形塑當今已經大大變化了的國際現實。

兩極化的軍事政治集團，組成聯盟，畫地為牢，這是冷戰的另一特點。比如，當年的華約、北約。不光政治、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必須保持高度一致，而且“非我族類” “黨同伐異”。但是，今天國際社會的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異。盡管有人認為，當今世界在各項實力指標都遙遙領先的中美兩大強國的對抗，使得國際社會呈現兩極對峙的狀態。但是，筆者認為，當今世界更多地處于多極化—多樣化—多元化的狀態。也即，多個而不只是兩個力量中心，多種多樣的社會生活方式，多種文明形態為背景的國家政治建構。這才是更接近于實際的世界圖景，而并不僅僅是所謂“中美兩極對抗”。

比如，俄羅斯的軍事實力，特別是戰略武器的數量和質量不光在中國之上，甚至在一些領域還勝于美國。再比如，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共同體的歐盟，雖經歷著“脫歐”的挑戰，但無論如何都是在政治、經濟，包括文化傳統上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越來越獨立的一方。這里，還沒有更多涉及猶如東盟、印度、日本等富有特色、雄踞各方的多個力量中心。即使北約存在，也早已沒有了當年美國可以號令天下的那種力量結構與合法性。盡管中美對峙是當今國際格局的突出特點，但中美這一對矛盾并不能替代或涵蓋總體的多極化—多樣化—多元化的國際社會結構。

肯尼迪與赫魯曉夫 資料圖自法媒

以核恐怖平衡為特征的全球戰略對抗，是冷戰格局的第三特點。當年情境之駭人聽聞，古巴導彈危機可為其一例。1962年10月下旬，白宮接到中央情報局報告稱，蘇聯已經連續幾個月暗中在古巴部署一批導彈，美國各大城市早已在導彈射程之內，毀滅性大戰一觸即發。這13天的危機雖然最后以互相妥協而告終，爾后，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爆炸，又讓世人領教了一場核威脅隨時可能降臨于世的活劇。從古巴導彈危機到切爾諾貝利事件給世人留下的教訓是，如果核戰爭發生，帶來的將是全人類的毀滅。冷戰期間同樣不該忘卻的是，中蘇兩大國曾經經歷的從60年代初緊密結盟，到1969年迅速滑向珍寶島戰爭。當時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且以戰略核武器為后盾，一旦釀成大戰，將會何等慘烈。更遑論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將不知會被推遲多少年。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中美關系急劇下滑的形勢下，中國穩健應對美國霸凌與挑釁的基本立場，彰顯今日大國關系與冷戰時期美蘇對抗有著重要區別。習近平主席重申當今時代特征依然是“和平與發展”，中方一再表示不隨美國節拍表現出中國維護世界和平、保障自己的和平發展權益的堅定決心。同時，在當今世界依然還是“多極化”階段，中國依然還是發展中國家定位的前提下，若重新回到美蘇超級大國式的冷戰對抗，有悖于時代發展的要求，也不符合國際力量結構的基本特點。值得關注的是，來自俄方一系列權威智庫的最新文獻，很多都提出：當今流行的“新兩極化”觀點論據不足；同時，將“避免世界重新兩極化”列為各方應該努力的方向。

上述分析旨在強調：“新冷戰”之所以不得人心，是由于一系列基本的主客觀條件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但是，這不等于說，引發當年冷戰的所有因素都已經完全消失。人們也不能對較大規模的對抗性國際沖突視而不見。

在冷戰爆發之前100多年，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于1835年就曾預言：當其他國家受到限制或者無所作為之時，唯有美俄兩家，一個自東向西，一個自西向東，迅速擴張。兩個版圖急劇拓展而“似受天意密令指派”的新興大國，總有一天會成為各占一半世界的兩大霸主。從托克維爾這一段極具遠見的敘述中，可以體察到美蘇在20世紀中葉之所以稱霸，還有著若干特殊歷史條件。

第一，不光要有實力和抱負，還要有擴張的可能空間與時代條件。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考驗所造就的美蘇兩家相對接近的綜合實力和對各自陣營的掌控能力，是全球化的條件下大大被分散化了的權力結構完全不能比擬的。第二，處于“高山之巔”的美國，和自詡“第三羅馬”的俄國（蘇聯），異曲同工但都有高度的救世情懷，一神教與帝國傳統的相互交織大大促成了后來對抗性意識形態的格局。第三，除了意識形態之外，作為海洋性地緣政治代表的美國，和作為大陸性地緣政治大國的俄國（蘇聯），前者所獨具的空間阻隔性與后者所擁有的空間連續性，形成鮮明反差，成為深刻影響美蘇爭霸的自然地理動因。第四，20世紀中期，美蘇首先擁有了當時世界上還無人擁有的核武庫——無論是核威懾還是核恐怖平衡——這一獨特的技術與武器因素又極大地推動美蘇爭霸的全球對抗。

今天，早已不像托克維爾所言，僅僅是俄羅斯抑或是美國對爭霸情有獨鐘，也并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或者地緣政治等單一因素促成了大國間對抗。冷戰乃長時間內形成的上述多種因素相互聚合而形成的復雜歷史格局，確是一種前無古人、后難有相似來者的歷史模式。所以，歷史確實難以簡單重復這樣的故事。這并不是說，人們可以對突發性沖突所造成的重大危機高枕無憂。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在人們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發生的。但是，畢竟和平與發展依然是時代的基本訴求，多極化的力量格局的客觀趨勢、新興國家群體崛起、信息技術突飛猛進下的軍事技術條件的根本性改觀，包括人們觀念形態的巨大變化，使得未來的國際沖突很難再復制20世紀的冷戰局面。

第二個問題：“基辛格三角”會發生逆轉嗎？

從2016年特朗普參選開始就一直存在的所謂“基辛格三角”將被重新逆轉，也即所謂美國將“聯俄制華”的預言并沒有成為現實。這是有一系列原因的。

首先，普京遠不是特朗普能隨意擺布的棋子。中美俄關系的變化，首先與普京內政外交的轉型有著密切關系。而在俄羅斯所發生的這一深刻轉型，并不容許做出重新向美國一邊倒的選擇。

普京是以自由派身份進入政壇的。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的最初幾年，中俄不同程度上強調學習西方、合作西方。但是，像普京那樣親身經歷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艱難轉型，又親自深入考察比較中俄發展模式的大國政治家的確不可多得。普京在2000年執政后，在不放棄與西方合作前提下， “轉向東方”，這是一個非常合乎邏輯、完全可以理解的過程。

普京執政后的2001—2002年，曾多次試探能否有條件地加入北約，無果。相反，北約、歐盟此后接連大規模東擴。普京多次說過，2002年美國單邊退出《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這是21世紀后美俄關系惡化的源頭。2003 年普京開始加強聯邦中央權力，抓捕了掌控國家能源命脈，而又準備在政治上施展身手的最大私營企業家霍多爾科夫斯基。這被西方視為對自由化、民主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倒退。此后，除了高級幕僚蘇爾科夫所提出的“主權民主論”（普京本人對此有所保留），普京并沒有站在自主性立場上作過多的辯解。在此過程中，出現了2003—2005年俄羅斯周邊地區的一系列“顏色革命”。

2008年春，美國企圖將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拉入北約，此乃格魯吉亞戰爭爆發的深層原因。從2013年底烏克蘭危機發生至今，烏克蘭加入歐盟或北約的要求，一直是懸在俄羅斯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早先，歐美還用對付伊朗作為部署反導系統的掩飾；晚近美國對于在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反導部署，則幾乎不加掩飾、毫不含糊地堅決加以推進。2018年底，特朗普公開表示準備退出《中導條約》。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博爾頓訪俄時，稱此舉不是針對俄羅斯，而是針對中國。但更多分析表明，美國還是更多地希望通過在俄羅斯周邊部署中短程導彈，特別用于防衛“新歐洲”國家，以應對俄羅斯的強有力威懾。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上普京發表公開而尖銳地批評西方講話10多年之后，俄羅斯專家們告訴我：“看來，還是普京的警告富有遠見。”

總之，意識形態轉換后的俄羅斯，并沒能避免來自西方地緣政治的無情擠壓。正因此，普京在2017年瓦爾代論壇講演中曾這樣坦率地表示： “我們對西方最主要的錯誤是，我們太相信美國；而美國的錯誤是把這視為弱點并濫用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