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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馮象】

這是一本新書，《我是阿爾法》，封面畫著兩個人：機器人高出一頭，向人類伸出手來，可是那個抬頭仰視的人身子僵直，不愿握手。

“原本草稿上，兩人是一樣大的。后來我建議機器人大點，人小點。”作者馮象先生說。

他說，國內學界討論人工智能（AI），經常落入一個誤區：把AI理解成了自動化問題。可是自動化，從發明輪船火車開始，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的挑戰，是人類社會一直在應對的，至少有200年了。人工智能之所以值得探討，是因為地平線上升起了兩片陰霾：大失業同AI軍事化。終極的威脅則是，發展下去，人類可能會面臨一個遠比自己聰明的物種，其行為、性格與思想意識人絕對無法理解。這，才是新問題。

已故的麻省理工教授明斯基（Marvin Minsky，1927—2016），人稱AI教父，曾說：“智能的力量源于我們自身廣博的多樣性，而非某種獨一無二的完美原則所賜”（The Society of Mind,1986,p.308）。在他看來，本質上，人的感情和心理意識跟演算、邏輯推理沒什么不同，都是智能的表現形式。人們引以為傲的各種智能，都可以還原為神經元相互作用的過程。

今天，有了大數據的條件，機器學習和神經網絡研究突飛猛進。機器可以撇開“人類標注樣本”或人的學習模式，自己尋找規律；或者基于海量的數據集，自我學習，實現升級。圍棋機器人AlphaGo Zero經過三天自學，左右手互搏，下出來的棋，聶衛平估計，棋力高達三十段。這是人類的頂級（九段）選手如果不借助機器，窮其一生也難以領會的棋藝。

“如此精密復雜的機器智能，若是拿我們現在的法律規范跟教義學說，例如私法上的主體客體、侵權責任的認定標準，用這些教科書概念來討論人機關系，分析各樣后果，肯定是徒勞的。同樣，人機倫理不能停留在抽象觀念的推演建構，而應立足于人類社會在21世紀晚期資本主義階段，所面臨的深刻危機”；“想象人機關系，即想象人類的未來”。近日，馮象接受《文匯學人》采訪，談論了人機未來。

為換取便利和舒適，一鍵出讓隱私

文匯報：馮先生，我們先聊聊一則新聞，蘇富比拍賣涂鴉藝術家Banksy一幅名作。小錘落下，買賣成交，那幅畫卻逸出畫框，自行切割成了布條。畫家說，他在畫框里藏了個機關，意在抗議資本市場拍賣藝術品。沒想到，拍賣品這么“毀掉”，身價反而更貴了。

這令人想起人類學家喜歡講的一個故事：部落祭禮半當中，突然跳進來一頭老虎，攪亂了儀式。可是不一會兒，老虎就被納入了這場儀式。換言之，部落祭禮具有很強的闡釋性，連危機也能包容。是否資本主義體系也有這個能力，可以消解形形色色的反抗呢？

馮象：對，誰也不知道這家伙是誰。他小心翼翼從不露面，而且搞了這么個機關，巧妙地“騙過”了拍賣行，做得非常漂亮。不過問題也在這兒——看上去像是造反，實則并沒有逃脫被市場機制收編、為文化冷戰利用的命運。

此類反抗，從畢加索開始，套路都差不多。當然畢加索厲害多了，“造反”的范圍廣，勁道大，還參加了共產黨。徐冰先生說，當代藝術是“一塊像癌細胞一樣的東西”，寄生在“整個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大的利益結構之內”。這話說到點子上了。寄生體不可能改變宿主的利益結構，反抗只是一種姿態。“那姿態其實是宿主體制運作的需要：那大體制需要一些癌細胞似的話語，包括行為藝術大腕兒什么的，來營造異見、貶低道德，或改寫歷史、轉嫁責任”（《我是阿爾法》，頁72）。

文匯報：但您認為，真正有可能顛覆資本主義體系的，是人工智能。為什么？

馮象：人工智能的近期風險，首先是“機器換人”，波及的行業有增無減，故稱“大失業”；再有就是AI軍事化。但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這趨勢是無法控制的。競爭太厲害了，誰也不敢落后；誰不機器換人，不軍事化，誰完蛋。這兩樣，人類過去沒經歷過，一個非常痛苦，一個非常危險。

危險，還因為AI技術不僅是“大國重器”，同時也跟日常生活攪在一塊兒。智能終端（如手機）滲透了我們的學習和工作、家庭內外，而且一刻不停，永遠在記錄，在挖掘，在上傳。

如今我們常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人通過機器跟另一個人接觸：打招呼、聊天、點贊、炫酷或者罵人吵架。人與人直接交流的范圍在萎縮，而人機捆綁（包括人—機—人模式）的范圍在擴大。直至我們每個人像一片電腦插件，插入一張無所不包的天網，由它發布的最新應用程序（App）來組織安排每日的生活。

文匯報：這樣一個通過機器和他人發生關系的智能社會，從法學角度看，有什么特點呢？

馮象：傳統上，西方式法治社會是這樣的，頒布法典，做到“有法可依”還不夠；必須通過大眾文藝和媒體反復灌輸一套“真理”，諸如憲法至上、司法獨立、“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之類，讓老百姓內心形成規則意識，法律（包括惡法）才能得到普遍的遵循。不然，有法不依，法不責眾，法治就成了皇帝的新衣。

這好好干資本主義的規則意識，便是韋伯所謂資產者/發財奴的倫理，美其名曰“新教倫理”。不過，他是反果為因，說顛倒了，以為人是為了獲拯救，才干下地獄的勾當即發財的。可其實呢，“富人進天國，比駱駝穿針眼還難”（《馬可福音》10:25）。

智能社會不同，它是數碼規則引領潮流，算法制定，硬性的。硬規則的制定和實施，大多是商家行為，無須走政治程序醞釀論辯、表達民意，也不靠公眾/用戶的內心約束或法治意識。你看我這手機，沒有下載打車軟件，我就被排除在了打車出行的硬規則之外。如需打車，就要請年輕人幫忙，獲準進一趟硬規則世界。

中國社會，雖然宣布了法治“初步建成”，似乎還是硬規則占優勢。相對本本上的法條或軟規則，國人顯然更認可“物理規則”。比如單位入口的路障、馬路中央的隔欄，沒有這些物理屏障即硬規則，光是立一塊牌子，貼一紙告示，怕是不起作用的。

這個現象，應了一句流行的口號，“法無禁止皆可為”。意謂凡法律（軟規則）缺乏執行力的地方，什么事都做得，從高鐵霸座、P2P騙局到“世界首例基因編輯嬰兒”。常有人怪罪國人的民族性格。

但回想起來，硬規則興盛，軟規則衰落，肇始于新時期，上世紀80年代，是跟整個社會的職業倫理、政治倫理的變化同步的。因為之前，總體來說，人比較規矩。不像現在，家家戶戶門窗安得比動物園的鐵籠子還嚴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