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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傅高義】

我自小就認識到戰爭的嚴重性。我的父親是猶太人，他從波蘭來到美國。而他的兩個姐姐與丈夫和孩子留在波蘭，最后都死在納粹的集中營里。當1945年二戰接近尾聲時，我十五歲，那時我們學校的初中和高中部在同一幢樓里。比我高三個年級和更大的男生幾乎全去了戰場，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我都認識。那時美國剛開始有電視機，但獲取新聞主要還是靠收音機。我們每天收聽新聞，希望聽到勝利的消息。家中有兒子上戰場的鄰居，都在窗口掛上小旗，一顆星星代表一個正在服役的孩子。和鄰居一樣，我們都期盼著他們能平安歸來。我們中學有好幾位學生死于抗擊日本的太平洋戰爭。

戰爭結束后，我們都深信全世界必須聯合起來，避免再次發生戰爭。戰后不久，我上了大學，同學中就有參加過二戰的退伍軍人。有大學老師教導我們，為了防止戰爭，我們需要更多地了解其他國家，學會跟它們合作。戰后，我所在的學校及其他大學，都增開了有關外國的課程。這樣做不只有利于外國，美國也能受益。我們認識到，為了讓美國人生活在和平中，就要跟世界上其他國家保持更好的關系。

二十一歲時，我和男同學們都被征召入伍，準備前往朝鮮打仗。我接受了為期四個月的作戰訓練。有些共同受訓的朋友戰死在朝鮮，而我幸運地被派到美國的一所軍隊醫院，服務軍隊里的精神病人。因為覺得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戰爭結束，退了伍，我決定攻讀社會學和精神病理學的博士學位。

我始終記得二戰即將結束時得到的教訓，那就是美國人要生活在和平中，就需要跟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平相處，這就需要對其他國家的人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快寫完博士論文的時候，哈佛大學的佛洛倫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教授對我說，你的見識還不夠，因為你從沒出過國。她告訴我，想對我們自己的社會有深入的理解，就要出國去感受文化差異。她建議我去日本，并幫我申請到為期兩年的博士后獎學金，第一年學語言，第二年訪問日本家庭。我將此視為一個了解外國人的機會，馬上就同意了。

讀研究生時，教授們都鼓勵我們將深度訪問作為了解其他文化的方法。要真正了解某種文化，我們必須真正熟悉為該文化所化之人，并像他們那樣去看世界。這也是一個交朋友的方法，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研究而言，都是值得的。此后，我一直在用深度訪問的方法。我在1958至1960年間認識的日本人中，不少已經離世。我跟那些在世的人仍保持聯系，當我去日本時，也會去見他們的孩子。為了了解日本社會的變化和保持友誼，我每年都去日本，這有助于我理解究竟日本人自己如何看待他們的社會。此外，有很多日本人來哈佛讀書。我教過不少優秀的日本學生，并跟其中的大部分人成為好友。我是他們的老師，但也從他們那里學到很多。有些學生已在日本擔任重要職務，我一直從他們那里學到東西。我相信，這些友誼使我能更深地理解日本。

另一位對我的思想產生影響的教授是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認為，要理解另一個社會，必須了解該社會的所有主要方面，包括政治結構、經濟制度、社會組織，以及來自歷史的核心價值觀。我仍然相信努力了解一個社會各種不同方面的重要性，在研究日本時，我盡力去了解日本社會的各個主要面向，并將獲得的總體性認知和我所認識的日本人的看法結合起來。

1960年，我從日本回到美國。在和一位從前的老師談論未來規劃時，他問道：“你去研究中國如何？”我之前從未想過這個問題。

他解釋說，令任何想與“紅色中國”沾邊的人恐懼的麥卡錫時代正在終結，好幾所重點大學正準備加強對現代中國的研究。在麥卡錫時代，哈佛曾開設一些中國歷史、文化、語言的課程，但因為怕遭到強烈的公眾反對，沒有開設有關現代中國社會、經濟、政治、人類學或法學的課程。1960年代初，負責挑選新教員的哈佛資深教授們認為，那時美國的資深學者中無人具備足夠的學識，可以勝任這些學術領域的教授職位。因此，裴澤（John Pelzel）和費正清（John Fairbank）等決定挑選一些擁有博士學位、有興趣研究中國的年輕人，讓他們將關于中國的知識與自己學科的特殊方法相結合。如果這些年輕人能勝任，或許就可以保住教職。

我說，如能允許我繼續從事日本社會的研究，我對這個工作有興趣。

就在我與裴澤談話的那天，他給費正清打電話，告訴他我的學術興趣和研究背景。在四十八小時內，我得到了為期三年的博士后資助，用于學習中國語言、歷史和經濟，為研究中國社會做準備。如果我的表現令人滿意的話，就可以在哈佛教授相關課程。兩年后，我去香港待了一年，訪問曾生活在中國大陸或常去大陸的人。從香港回美后三年，我完成了書稿《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幾個月內，教授們通讀了書稿，參加了一些我按要求做的講座。1967年，我被哈佛大學授予教研中國社會的終身教職。

傅高義與朱镕基（圖源：澎湃新聞）

我在哈佛的工作是幫助學生理解中國社會。我第一次獲得前往中國的簽證是在1973年春，作為一個科學家代表團的成員，在中國待了三個星期。訪問的一項內容是會見周恩來、喬冠華、周培源、郭沫若和費孝通等人。1967年春，我在哈佛首次講授關于中國社會的課程。1980年，我在廣州的中山大學待了兩個月，這也是我首次能在中國某個地方待久一點。我開始與中山大學的學者們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