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費正清東亞中心前主任，《鄧小平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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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幫助中日兩國更好地理解彼此
我不至于天真到相信只要中日人民互相理解，兩國關系就能自動得到改善。但我深信，理解歷史、直面歷史，對那些愿意改善關系的兩國領導人是有用的。我希望自己的努力對那些希望為改善關系做出貢獻的領導人們有所助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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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狀不滿的美國人，對政府指責中國很滿意
世界局勢風云變幻影響很多人的生活，也令各國領導人更難以維持本土民意支持；像加拿大、西班牙和伊朗等國，維護國家團結都已不是容易的事，大國則面臨更多挑戰。過去的世界大國蘇聯早已因此解體，而中美在爭取民意時，發現了一個很有效的策略：批評試圖挑戰自己的“境外勢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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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睜眼看世界”，為什么中國比不過日本？
自1862年“千歲丸”之行后，日本官員陸續訪問上海，因而此次在上海的見聞并未給巖倉使節團成員帶來太大的震撼。相反，看過工業化給歐美帶來的奇跡后，這些訪問者對中國落后的程度大感吃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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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22輪香港問題談判始末
鄧小平經常說，他希望自己能活著看到香港回歸，但他在1997年2月19日去世了，當時距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僅差幾個月。錢其琛對那一天描述：“主權交接儀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中國人都會覺得，這是為中國人洗刷恥辱的一場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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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么聯合100位學者寫信給特朗普
目前美國政府里有一批人，因為對中國沒有好感，不愿意和中國合作。但我們寫這封公開信的人都認為，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仍要與中國合作，不能把中國當做敵人。而且中國也有很多人主張和美國合作，四十年多年的改革開放，很多中國人非常了解外國情況，美國要想辦法和他們合作。[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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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總統不盡理想，讓美國和中國都陷入復雜境地
他本來是商人，擅長討價還價，這是他的基本思想，這種思想顯然是不系統不全面的，也不是國家層面的。我認為他的政策有很多缺點。“二戰”以后美國的領導人——我是那一代的人——都覺得和平可貴，為了和平，需要合作。現在，他們變得都只會考慮自己的事情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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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問題比中美貿易摩擦更值得憂慮
今年3月正式生效的《臺灣旅行法》為美臺官員互訪提供了“依據”。另外，繼去年批準總額為14億美元的對臺軍售之后，今年9月特朗普政府又批準了3.3億美元的對臺軍售案，這一動向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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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客島對談傅高義：特朗普會把世界帶溝里嗎？
傅高義認為，與前人相比，特朗普當總統的準備比較晚，特朗普的知識太少，說了很多廢話，美國知識分子覺得，他作為總統不是最佳人選。但在美國，什么人當總統他們都要尋求合作。“我們不僅要聽特朗普怎么說，要看通過國內討論以后，要看他怎么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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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還能“領導亞洲”嗎？
亞洲國家把美國處理中美關系的能力，視為檢驗美國作為長期伙伴是否可靠的標準。對美國來說，中國既不是敵人，也不是盟友。它既是強有力的競爭者，又是不可缺少的合作者。美國必須與實力不斷增長的中國建立穩定均勢，而不是徒勞地維持傳統的軍事主導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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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方向是對的
中美關系自從基辛格訪華以來越來越密切。中國在全世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而美國也需要一個安定的世界。現在世界頭兩大經濟體很多時候在一起是為了解決全球性的問題，如果我們兩個國家的問題不能順利解決的話，全世界的問題將更嚴重。所以，我認為兩國領導人的直接接觸非常重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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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毛鄧，都需歷史縱深視野
9月4日，汪暉、傅高義兩位教授在清華大學展開對話，討論“歷史視野下的中國變革”。二人雖對當下中國的發展情況都以樂觀為主，但在具體歷史問題的評價上，依然有諸多交鋒。[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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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與思考十九| 研究鄧小平的外國人不多，很可惜
很可惜，除我之外，現在研究鄧小平的外國人并不多。大多數比較了解中國的外國學者，包括美國的左派右派都認為我是很客觀的。但有一些知識分子，總認為我太肯定鄧小平，聲稱他在“民主化”方面做的工作還不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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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義對話張維為：聊聊鄧小平
當地時間12月20日，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去世，享年90歲。2013年，傅高義曾做客觀察者網，與曾擔任過鄧小平翻譯的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張維為教授對談，解讀鄧小平的人生經歷與改革戰略，探討鄧小平對于中國命運的影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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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有自己的民主模式
管理這么大的國家很不容易。中國這么大，情況這么復雜，歷史這么長，如果領導人缺乏堅強的領導力、權力太分散的話，中央政府對地方官員就很難控制，中國就會亂。現在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有時是不夠的，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令不暢，情況就會混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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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三人談：下一步要重建社會
11月10日，傅高義、沈大偉、鄭永年等在上海社科院舉辦的“中國發展與中國學研討會”上，就西方對中國的認識過程、中國未來改革道路、社會改革與經濟改革的關系等展開討論。鄭永年的結論是，“經濟領域改革和社會領域改革要區分開來，社會領域改革不是分蛋糕，而是為經濟領域創造條件。培育中產階層就要繼續創造財富，創造財富就要必須深化市場化改革，但同時要保護社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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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義：一個外國人心目中的陳云
在事件發生多年之后對領導人作出歷史結論比事件發生當時對他們作出結論容易一些。現在看來比較清楚，1988年鄧小平放開物價時，自1952年起一直習慣于物價穩定、擔心通貨膨脹的中國人尚缺乏心理準備。對于中國到底能適應何種速度的政治改革這個問題，現在要作出判斷尚為時過早，不過在1986年時中國可能還不具備鄧小平當時準備推行的政治改革的條件。1992年1月，鄧小平視察上海、武漢、廣州和深圳時，又主張大膽推行改革。盡管20世紀90年代的快速增長帶來了一些問題，但現在來看，中國總的來說是從快速發展中受益的。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陳云都持謹慎態度。然而，改革開放政策顯然獲得了巨大成就。鄧小平和陳云兩人，一人主張快速推進，另一人則小心謹慎地考慮到經濟問題的方方面面，他們之間的合作與競爭促成了改革開放的成功。[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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