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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弗朗西斯·福山 譯/董嶺曉】

如今，人們已經達成了一項廣泛的共識：在全世界許多地方，“民主”受到攻擊或處于倒退狀態。這種現象不僅出現于“威權”國家，還體現在許多看似安穩的民主國家選舉出來的民粹主義者們上。

在今天，受到攻擊的“民主”是“自由民主”的簡便稱法，其中真正受到最大威脅的是“自由民主”這一組合中的自由成分。民主部分指的是，那些通過自由、公平的多黨選舉等機制掌握政治權力的人所肩負的責任。相比之下，自由部分主要指的是一種限制政府權力的法治，要求即使是體制內最有權力的行為人也須按照與普通公民相同的一般規則辦事。換言之，自由民主國家有一個制衡的憲法體系，對民選領導人的權力進行了限制。

民主本身正受到“威權”國家的挑戰，這些國家操縱或直接取消本應自由公正的選舉。但是，更陰險的威脅來自現有自由民主國家內的民粹主義者，他們正在利用選舉授權獲得的合法性，挑戰或破壞自由制度。像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印度的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美國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這樣的領導人利用政治上的支持者來試圖破壞司法獨立、公然違反法律，或者試圖通過給主流媒體貼上“人民的敵人”的標簽來使新聞界失去合法性。他們試圖拆除專業官僚機構，并將其變成黨派工具。歐爾班自詡為“非自由民主”的支持者，這并非偶然。

然而，與少數民粹主義政客的野心相比，當代對自由主義的攻擊要深入得多。如果他們不乘著對自由社會某些潛在特征不滿的浪潮，就不會像以前那樣成功。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看看自由主義的歷史起源、它在過去幾十年里的演變，以及它作為一種統治主義有什么局限性。

曾經的自由主義

對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最好的一種理解是，它是一種制度性的解決方案，以解決治理過度多元化的問題?；蛘咴儆蒙晕⒉煌男g語來說，這是一種在多元社會中和平管理多樣性的制度。這種主義于17世紀末和18世紀在歐洲興起，是對新教改革（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之后的宗教戰爭的回應，這些戰爭持續了150年，并殺死了歐洲大陸的大部分人口。

宣揚十字軍東征宗教目的“正義性”的油畫  圖自網絡

雖然歐洲的宗教戰爭是由經濟和社會因素驅動的，但其兇猛剽悍是源自于交戰方代表了不同的基督教教派，他們都想把自己對宗教教義的特殊解釋強加給他們的人民。這一時期內，被禁教派的信徒受到了迫害。異教徒經常被折磨、絞死或燒死在火刑柱上，他們的神職人員也受到了追捕?，F代自由主義（modern liberalism）的創始人，如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約翰·洛克（John Locke），試圖降低對政治的企圖心，不是為了促進宗教所定義的美好生活，而是為了保護生命本身，因為不同的人群無法就“美好生活”是什么達成一致。這就是《獨立宣言》中“生命、自由和追求幸?！边@句話的一個比較遙遠的淵源。自由主義最基本的原則是寬容：你不必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與你的同胞達成一致，每個人都應該在不受你或不受國家干涉的情況下決定這些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只有當寬容的原則本身受到挑戰，或者當公民訴諸暴力來達到他們的目的時，才會達到寬容的限度。

以這種方式理解，自由主義僅僅是解決不同社會沖突的一種實用工具，它試圖通過將最終目的問題撤出討論范圍，并將其轉移到私人生活領域，從而降低政治上的熱度。如今，這仍然是它最重要的賣點之一：如果像印度或美國這樣的多元化社會背離自由主義原則，試圖將國家認同建立在種族、民族或宗教基礎上，就會引發潛在的暴力沖突。美國在內戰期間就經歷過這樣的沖突，而莫迪領導下的印度正通過將其國家身份轉變為基于印度教的國家身份而引發社區暴力。

然而，人們對于從歐洲大陸發展起來的自由主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融入了現代自由主義學說中。在這種觀點下，自由主義不僅是一種能夠務實地避免暴力沖突的機制，還是一種保護人類基本尊嚴的手段。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尊嚴的基礎發生了變化。在貴族社會里，這種尊嚴只是在戰斗中冒著生命危險的戰士們的特征。基于人類道德選擇的可能性，人類尊嚴的基礎將尊嚴的概念進行了普及：人類的道德地位高于其他造物，但低于上帝，因為人類可以在對與錯之間作出選擇。與美貌、智力或力量不同，尊嚴這一特征是人類普遍共享的，并能夠使人類在上帝面前平等。到了啟蒙運動時期，盧梭（“完美主義”）和康德（一種“善意”）這樣的思想家將一種世俗的、非宗教的形式賦予了選擇或個人自主的能力，這也成為了現代所理解的、寫入了許多20世紀憲法的基本尊嚴權的基礎。自由主義承認每個人的平等尊嚴，給予他們保護個人自治的權利：言論權、集會權、信仰權，以及最終參與自治權。

因此，自由主義通過故意不去明確人類生活的更高目標來保護多樣性。這就取消了宗教自由地去定義“社區是什么”的資格。自由主義還根據個人選擇的能力，給予所有被視為“完全人（full human beings）”的人平等的權利。因此，自由主義傾向于一種普遍主義：自由主義者不僅關心他們的權利，而且關心他們自己特定社區之外的其他人的權利。因此，法國大革命把人的權利帶到了整個歐洲。從一開始，自由主義者之間的主要爭論不是關于這一原則本身，而是關于誰有資格成為享有權利的個人，各種各樣的少數種族、少數民族、婦女、外國人、無財產者、兒童、精神錯亂者和罪犯被排除在這個神奇的圈子之外。

歷史自由主義的最后一個特點是，它是與財產所有權相聯系的。產權以及通過相關法律機構執行的合同成為了英國、荷蘭、德國、美國和其他不一定民主但保護產權的國家中經濟增長的基礎。因此，自由主義與經濟增長和現代化密切相關。權利受到獨立的司法機構的保護，司法機構可以要求國家強制執行。在正確理解下，法治既指規范個人之間互動的日常規則的適用，也指通過憲法正式分配政治權力的政治機構的設計。歷史上最堅定地信奉自由主義的階級，是財產所有者階級，不僅是土地地主，還有無數中產階級的企業主和企業家，卡爾·馬克思將其稱為資產階級（bourgeoisie）。

自由主義與民主有所聯系，但與民主不是同一碼事。有自由但不民主的政權是可能存在的：十九世紀的德國和二十世紀晚期的新加坡和香港。也有可能出現一些不自由的民主國家，比如維克托·歐爾班和納倫德拉·莫迪正試圖創造群體凌駕于其他群體之上的特權。自由主義通過對個人自治的保護而與民主結盟，這最終意味著政治選擇和特權的權利。但這與民主是不同的。從法國大革命開始，就有民主平等的激進支持者，他們愿意完全放棄自由法治，把權力交給一個獨裁的國家，以使得結果均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下，這成為20世紀的一條大斷層線。即使是在公開的自由主義國家，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和北美，也有強大的工會運動和社會民主黨，他們對經濟再分配的興趣大于對財產權的嚴格保護。

自由主義也見證了共產主義之外另一個競爭對手的崛起：民族主義（nationalism）。民族主義者拒絕自由主義的普遍主義，只尋求將權利授予他們所喜愛的，由文化、語言或種族來定義的群體。在19世紀的發展中，隨著意大利和德國的統一，以及多民族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內部民族主義情緒的日益高漲，歐洲從一個王朝重組為一個國家。1914年，這場戰爭爆發成了一場大戰，數百萬人喪生，并為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1945年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戰敗，為恢復自由主義作為民主世界的統治思想鋪平了道路。歐洲人看到了圍繞著對民族的排他性和侵略性的理解來組織政治是多么愚蠢，于是他們創建了歐洲共同體，后來又成立了歐洲聯盟，將舊的民族國家置于一個合作的跨國結構之下。就美國而言，它在建立一套新的國際機構方面發揮了強大的作用，包括聯合國（以及附屬的布雷頓森林組織，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以及諸如北約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樣的區域合作機構。

對這一秩序的最大威脅來自前蘇聯及其在東歐和發展中國家的同盟共產黨。但是前蘇聯在1991年解體，他們眼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合法性也隨之瓦解，許多前共產主義國家尋求融入現有的國際機構，如歐盟和北約。這個冷戰后的世界將統稱為“自由國際秩序（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但1950年至1970年代是發達國家自由民主的鼎盛時期。自由法治通過保護普通人不受虐待來促進民主：例如，美國最高法院（U.S.Supreme Court）通過布朗訴教育委員會（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等判決，在打破合法種族隔離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此外，民主保護了法治：當理查德·尼克松從事非法竊聽和利用中情局時，是民主選舉產生的國會幫助他下臺。自由的法治為二戰后強勁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使民主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能夠建立再分配的福利國家。在這一時期，不平等（inequality）是可以容忍的，因為大多數人可以親眼見證他們的物質條件是有所改善的。簡言之，這一時期在發達國家看到了自由主義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的幸福共存。

不滿

自由主義是一種廣泛意義上成功的意識形態，對現代世界的和平與繁榮負有很大責任。但它也有一些缺點，其中一些是由外部環境引發的，另一些則是該學說本身固有的。一是經濟領域，二是文化領域。

經濟上的缺陷與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演變為后來被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趨勢有關。新自由主義如今是一個貶義詞，用來描述一種經濟思想，通常與芝加哥大學或奧地利學派，以及與弗里德里?！す耍‵riedrich Hayek）、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等經濟學家聯系在一起。他們尖銳地詆毀了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強調自由市場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者。這所學校所建議的許多分析和政策實際上是有益的，而且早就該出臺了：經濟受到過度管制，國有企業效率低下，政府應對20世紀70年代同時出現的高通脹和低增長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