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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弗朗西斯·福山、巴拉克·里奇曼、阿西什·格爾，譯/法意讀書 趙宇飛】

在美國經濟發生的諸多變革中，最突出的莫過于巨型互聯網平臺的發展。亞馬遜、蘋果、臉書、谷歌和推特，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已經相當強大了。而在疫情期間，由于很多日常生活都在網上進行，它們甚至變得更加強大了。盡管它們的技術十分便捷，但對于這種主導性企業的出現，我們應該感到警惕——不僅因為它們掌握著如此強大的經濟力量，還因為它們對政治傳播擁有如此強大的控制力。這些龐然大物現在支配了信息的傳播和對政治動員的協調。這對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構成了獨一無二的威脅。

如何從科技公司手中拯救民主，截圖來自外交事務

雖然歐盟試圖對這些平臺實施反壟斷法，但美國對此的反應要平淡得多。但這種情況正在開始改變。在過去兩年里，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和一個由州檢察長組成的聯盟，對這些平臺可能濫用壟斷權力的行為展開了調查。在10月時，司法部對谷歌提起了反壟斷訴訟。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的批評者現在既包括擔憂國內外極端分子操縱的民主黨人，也包括認為大型平臺對保守派有偏見的共和黨人。與此同時，由一批有影響力的法學家領導的知識分子運動日益壯大，他們正在尋求重新解釋反壟斷法，以對抗平臺的主導性地位。

盡管人們對大型科技公司對于民主構成的威脅正逐漸形成共識，但對如何應對卻鮮有共識。有人認為，政府需要拆分臉書和谷歌。另一些人則呼吁制定更嚴格的法規，來限制這些公司對數據的利用。由于沒有明確的前進方向，許多批評者默認了應向平臺施壓，要求它們進行自我監管，鼓勵它們下架危險的內容，并對網站上展示的內容做更好的規劃。但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些平臺造成的政治危害比經濟危害更嚴重。更鮮少有人考慮過以下這個切實可行的方法：取消平臺作為內容把關人的角色。要施行這種方法，需要邀請一批新的有競爭力的“中間件”（middleware）公司，來讓用戶選擇如何向其展示信息。相比于試圖將大型科技公司徹底拆分的不切實際的努力，這種方法可能更有效。

臉書CEO扎克伯格在國會山聽證會作證

平臺的力量

美國當代的反壟斷法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其出現伴隨著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和法學家的崛起。20世紀70年代中期擔任檢察長的羅伯特·博克（Robert Bork）以高高在上的學者形象出現，他認為反壟斷法的目標應該只有一個：消費者福利的最大化。他認為，一些公司之所以發展得規模如此之大，是因為它們比競爭者更有效率。因此，任何拆分這些公司的嘗試，都只是在懲罰它們的成功。這一陣營的學者受到諾貝爾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領導的所謂芝加哥經濟學派的自由放任方針的影響，他們對經濟管制持懷疑態度。芝加哥學派認為，如果反壟斷法被構造為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經濟福利為目的，那么它就應該是高度克制的。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這一學派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影響了幾代法官和律師，并逐漸成為最高法院的主導力量。里根政府的司法部接受了芝加哥學派的許多信條，并將其寫入法規，而美國的反壟斷政策自此則基本定位于寬松的方針。

在芝加哥學派占據主導地位幾十年后，經濟學家們有了充分的條件來評估這種方法的效果。他們發現，美國經濟的集中度在航空公司、制藥公司、醫院、媒體機構，當然還有科技公司中穩步提高，而消費者則深受其害。許多人，如托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明確地將美國的物價高于歐洲的物價與反壟斷執法不力聯系起來。

如今，正在興起的“后芝加哥學派”認為，應該更有力地執行反壟斷法。他們相信，執行反壟斷法是相當必要的，因為不受管制的市場無法阻止破壞競爭的壟斷者們興起并鞏固其力量。芝加哥學派反壟斷方法的缺陷還導致了反壟斷領域的“新布蘭迪斯學派”（neo?Brandeisian school）的興起。這批法學家認為，美國早期的聯邦反壟斷法規《謝爾曼法》（Sherman Act）不僅要保護經濟價值，還旨在保護政治價值，如言論自由和經濟平等。由于數字平臺既掌握了經濟權力，又控制了傳播方面的瓶頸，這些公司自然成為了這一陣營的靶子。

誠然，數字市場呈現出某些區別于傳統市場的特征。首先，這個領域的通貨是數據。一旦亞馬遜或谷歌這樣的公司積累了數億用戶的數據，它就可以劍指全新的市場，并擊敗缺乏類似知識的知名企業。此外，這類公司大大受益于所謂的網絡效應。網絡越大，對用戶就越有用，這便形成了一個正反饋循環，導致一家公司主導整個市場。與傳統公司不同，數字領域的公司不爭奪市場份額，它們爭奪的是市場本身。先發者可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使得進一步的競爭變得不再可能。他們可以吞噬潛在的競爭對手，就像臉書收購Instagram和WhatsApp那樣。

但大型科技公司是否會減少消費者的福利，這個問題還沒有定論。它們提供了豐富的數字產品，如搜索、電子郵件和社交網絡賬戶。消費者似乎非?？粗剡@些產品，即使他們為此付出了代價，放棄了自己的隱私，并讓廣告商對他們做定向投放。此外，這些平臺被譴責的每一項濫用行為，幾乎都可用具有經濟效益之名來做辯護。例如，亞馬遜使得母嬰零售店倒閉了，這不但摧毀了主干道上的商店，也摧毀了大賣場。但該公司同時也在提供一種許多消費者認為無價的服務。（想象一下，如果人們在疫情期間不得不依靠線下現場零售，那會是什么樣子。）至于針對平臺收購初創公司以阻礙競爭的指控，我們其實很難知道一家年輕的公司如果保持獨立，是否會成為下一個蘋果或谷歌，或者如果沒有從新主人那里獲得資金和管理專家的注入，它是否會失敗。雖然如果Instagram保持獨立并成為臉書的可行替代品，消費者的狀況可能會變得更好，但如果Instagram完全失敗，消費者的狀態則會變得更糟糕。

遏制大型科技公司的經濟理由很復雜。不過，存在一個更具說服力的政治理由?；ヂ摼W平臺造成的政治危害，遠比它們造成的任何經濟損害都更令人擔憂。它們真正的危險，不是扭曲了市場，而是威脅到了民主。

信息壟斷者

自2016年以來，美國人已經醒悟到科技公司塑造信息的力量。這些平臺讓招搖撞騙者得以兜售假新聞，讓極端分子得以推廣陰謀論。他們創造了“過濾氣泡”（filter bubbles），在此環境下，由于算法的作用，用戶只會接觸到能夠確證其既有信念的信息。而且，平臺可以放大或埋沒特定的聲音，從而對民主政治辯論產生干擾和影響。最大的憂慮是，這些平臺已經積累了如此強大的力量，以至于它們可能有意無意地左右選舉。

批評者對這些擔憂的回應是，要求這些平臺對其放送的內容承擔更大的責任。他們呼吁推特查禁或檢查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具有誤導性的推文。他們抨擊臉書，因為它表示不會對政治內容進行監管。許多人希望看到互聯網平臺像媒體公司一樣，對其政治內容做管控，并對公職人員做問責。

但向大型平臺施壓，要求它們履行這一職能，希望它們能以公眾利益為重，這并不是一個長期的解決方案。這種做法回避了潛在的權力問題，而任何真正的解決方案都必須限制這種權力。今天，抱怨互聯網平臺存在政治偏見的，主要是保守派。他們（并非毫無道理地）假定，如今經營這些平臺的人——亞馬遜的貝佐斯、臉書的扎克伯格、谷歌的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和推特的杰克·多西（Jack Dorsey）——愿意推動社會進步，即便他們主要是受到商業私利的驅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