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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一些被稱為“新供給主義”的學術思潮開始浮出水面，然而供給學派出山，從來就不是什么好征兆，因為自資本主義誕生以來，人類經濟極少出現供給的問題，一直是需求的問題。而當供給被人提出的時候，無疑是實體經濟出現了巨大的危機，當年的美國就是這樣。

供給學派代表人物是里根的經濟顧問美國經濟學家阿瑟·拉弗，其核心思想有別于凱恩斯主義以需求為著眼點，主張從供給面出發來穩定經濟。

當下一批經濟學者認為凱恩斯主義已成為中國經濟的罪魁禍首，導致了中國資產價格飛漲、產能過剩、地方融資平臺風險聚積，通脹問題時隱時現等問題。于是新供給學派在新一屆政府上臺后搖旗吶喊，他們認為當下的中國應該學習上世紀80年代的里根，采納供給主義學派的觀點，即通過大規模減稅、減少政府開支，控制貨幣投放，放松政府管制，給企業和市場更多自由空間，減少壟斷，促進市場自由競爭等手段，來釋放經濟活力，促進經濟增長。

然而這些政策真的適合當下的中國嗎？

美國制造業是如何消失的？

上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滯脹，這次滯脹主要是由于石油因素，中東戰爭期間，阿拉伯國家以石油為武器與西方對抗，一時間石油價格翻了十倍還要多，與之相伴的則是發達國家的經濟滯脹，滯脹在歷史上出現得并不多，因為以前的世界經濟沒有聯系那么緊密，經濟停滯時一般是經濟衰退時，同時一般伴隨通縮，但上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的危機顯然不是由于經濟周期所導致的衰退，而是戰爭的結果，因此也不會出現與經濟周期性衰退時所出現的通貨緊縮，而是輸入性通脹，其實這點在經濟學界是有共識的。

然而民眾并不管這些，民眾要求控制通脹，政客需要控制通脹，但這種為治理通脹而治理通脹的思路必然會帶來更大的負面效果。其實通脹真要治理，也并非很難，無非是緊縮貨幣，人為地制造一場經濟危機而已。美國確實就是這樣做的，演員出身的總統里根采納了一個精算師出身的經濟學者弗里德曼的餿主意：緊縮貨幣，控制通脹。

然而任何的貨幣緊縮都是有代價的，貨幣緊縮對老百姓沒影響，但對企業卻是傷筋動骨的，美國在80年代初期利率最高時達到了20%，幾乎相當于平時的10倍，這是沒有任何一個企業可以承擔的，因此當時的美國，除了少數大企業進行了跨國轉移之外，大部分制造企業都倒閉了。這也是美國制造業消失的歷史背景。

其實發達國家并非一定需要制造業，日本、德國、北歐都是發達經濟，都是以制造業見長，而沒有制造業的只有美國和英國，美國用弗里德曼的高利率政策擊垮了美國的所有制造業，而英國則采用哈耶克的私有化政策變賣了所有的制造業。現在的美國連起重機都生產不了，而英國連一個自己的汽車品牌都沒有。

前人的失敗并不一定會成為后人的教訓，錯誤頻繁上演也是歷史的常態，不過這次輪到了中國，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之后，中國采取了史上最大規模的反危機措施，同時中國經濟也出現了一個新的高峰，增長速度重新達到了兩位數，然而與歷史上每一次經濟高峰一樣，經濟高峰的同時，也是通脹的高峰，一時間，奧地利學派和貨幣主義在中國大行其道，他們批判政府投資，并且造了“貨幣超發”的說辭，游說政府緊縮貨幣。

中國的病態絕非營養過剩

然而貨幣主義者主張的“貨幣超發論”其實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其主要依據的是廣義貨幣M2，理論基礎是與美國的廣義貨幣數據進行比較，但這里面確實存在著很大的誤解，針對這種誤解，專業界已經寫了很多澄清文章，基本上也達到了效果，比如大家指出，廣義貨幣不同于基礎貨幣，并不反映貨幣發行狀況，比如廣義貨幣M2在統計意義上只反映銀行融資的情況，中國融資主要靠銀行，所以廣義貨幣M2比較高，美國融資主要靠資本市場，不通過銀行，所以廣義貨幣M2比較低。

其實，除了以上那些最常見的澄清，筆者還要單獨指出的就是，中國的M2數據還存在著嚴重的“重復計算”問題，也極大地影響著我們的觀感和判斷。這還只是小問題，而更大的問題則出在社會融資數據的統計上，中國的社會融資數據不僅也存在著這類重復計算問題，而且更加嚴重。

判斷經濟狀況，一種方法是根據實際情況，一種是根據統計數據進行解讀，當下的中國，根據實際情況來解讀，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實體經濟缺乏資金，而根據統計數據進行解讀就出現了不一樣的結果，而這背后的關鍵是，很多專業人士也缺乏最基本的經濟運行和貨幣統計方面的常識。

于是很多現實版的經濟高手在進行經濟決策時根本不用這些數據，比如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就不相信這些統計數據，而是從具體的經濟現象中體會經濟的細微變化，中國現任總理李克強也不太相信這些宏觀數據，而是從更微觀的用電量、火車運力等觀察經濟的興衰，這也是目前被廣泛采用的“克強指數”的來源。

當下的中國經濟確切地說處于病態，雖然數據上看起來虛胖，但從根本上是機體的營養不良所致，而絕非營養過剩，這是最根本的性質問題，也是最基礎的問題。我們只有看到了這個最基礎的問題，也才能找出這些怪象的來龍去脈，才能對中國經濟有準確的診斷。

減稅的惡果

然而糾正了貨幣主義的錯誤也只能解決中國經濟的短期問題，從長期看，中國經濟仍然處在需求不足的狀態，解決經濟增長乏力，還是要從需求入手。

當年弗里德曼的建議并沒給美國帶來好處，相反是經濟的衰退，里根也馬上發現自己上當了，并隨之將目光投向了另一個學派，那就是供給學派，供給學派并沒有統一的理論，只是不同思想的大雜燴而已，歸結起來主要有兩大方向，一個是主要扶持實體經濟，增加供給，改善勞動生產率等，另一個方向是減稅，促進消費。

扶持實體經濟，大搞企業改造，提高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這是正確的，也無可厚非，但減稅就不那么對頭了，這種經濟學在美國被稱為“巫毒經濟學”，所謂巫毒經濟學，主要是指起源于里根時代的“減稅+赤字+借債”的經濟政策，而當前美國所承受的國債危機、財政懸崖等一系列問題都來源于此。

在1988年，老布什和里根同臺競選，提出“不要相信里根，他兜售的富人與企業減稅是巫毒經濟學”時，沒人相信他的預言，而今天的美國人卻不得不承受巫毒經濟學的惡果。

1983年4月，美國匹茲堡，失業人員在雨中等待里根總統的到來。在1981年-1983年的經濟衰退中，美國上千萬人失業

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當年在評論減稅時也曾說，減稅就是讓富人吃肉時，窮人也得到一點面包渣，而其實這只是一方面。減稅的好處只是一時的，其結果是只顧今天，不顧明天。社會文明形態越高，政府承擔的公共服務越多，人們的生活也越來越依賴于公共服務，比如良好的道路和免費的教育、醫療等，服務不減，只減稅收，只能靠大規模的借債。

當代政府除了常規支出外，其財政收入主要用于扶持新興產業和社會福利，削減也只能從這兩個方面入手，其結果一般會導致三方面的危害：新興產業得不到扶持，經濟發展沒有后勁；貧富分化嚴重，窮人無錢消費，最終消費不足，產能過剩；財富全部集中在富人手里，投機橫行，經濟泡沫嚴重，最終爆發金融危機。

盡管總統施行的是有毒的經濟政策，但是民眾仍然像著了魔一樣對這些政要進行英雄般的歡呼。其被稱為“巫毒經濟學”原因也就在這里。

而美國歷史發展也表明，大減稅往往是大危機的前兆，而這種情況其實也并非始于里根，在大蕭條之前，美國就施行過這樣的政策。

那時，美國的財政大權，掌握在當時的美國首富梅隆手里，此人歷任哈定、柯立芝和胡佛三任總統的財政部長，是美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財長。梅隆在擔任財長期間，不停地在做一件事：減稅再減稅，國會每兩年就要制定新稅法來滿足梅隆的要求。

但梅隆減稅的結果就是大蕭條，而大蕭條之前，他也一度被稱為最成功的部長、“漢密爾頓在世”等。

經過大蕭條的美國人老實了很多年，但“好了傷疤忘了疼”。1980年代初，巫毒經濟學又重新流行，雖然第一個實行這種政策的是里根，卻在小布什任內達到頂峰——在小布什擔任美國總統期間（2000—2008年）。全球市場、金融解禁、富人與跨國企業當道的結果不僅導致美國經濟崩潰，也帶來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與危機，無數人失去工作與畢生的儲蓄，為“巫毒經濟學”的效力做了最佳腳注。

減稅所導致的后果，絕不是“借錢—還錢”那么簡單，其最毒的地方是利息，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也沒有不帶利息的貸款。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最新的預測顯示，美國需要在未來10年支付5萬億美元以上的利息。2013—2022年期間，美國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將超出醫療補助計劃支出；是社會保障支出的一半；接近美國未來10年國防開支總和。如果你對這些空洞的數字沒有概念，我們可以這樣通俗表述，那就是民眾每年將大量的稅收交給政府，但無法享受任何公共服務，因為這些錢都被用來還利息了。光干活，沒收入是奴隸的特征，美國民眾就即將成為這樣的債務奴隸，而這還僅僅是利息，還不包含本金，如果包含本金，幾百年也還不完。

美國不用我們擔憂，我更擔憂中國，因為現在中國也開始面臨著類似的問題。而且正在步美國的后塵：貨幣主義者倡導緊縮貨幣導致實體經濟危機，供給學派提出減稅，民眾被政治和學術的巫毒所迷惑，不明就里地支持，而一段時間后整個國家都成為債務的奴隸。

解套須從需求出發

而要從這一切中解套，還是要回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上，那就是市場經濟最根本的問題還是需求問題，經濟危機、經濟停滯歸根到底還是需求出了問題。而本次歐美危機的根源也在于此。

首先信息革命導致勞動生產率大幅改善，但生產者的勞動時間并沒有縮短，因此必然出現大規模的失業，現在歐美的失業率都在10%以上，青年失業率基本上都在40%左右。這就導致了失業人口的消費需求大減。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縮短勞動時間。

其次社會風險在增加，社會保障機制和社會福利程度卻在下降，里根和撒切爾最大的經濟舉措就是減稅和“去福利化”，這就導致低收入人群的消費需求不足。比如停止針對窮人的社會保障房建設，鼓勵其貸款買房，這些都成為經濟危機的根源，也是現在世界遲遲走不出危機的原因。

而以前的世界總是處于工業革命的時代，短期的需求不足可以在新工業革命中得到緩解，然而世界不可能永遠處于工業革命當中，需求仍然是人類經濟永恒的命題，世界是這樣，中國也是這樣。中國的問題目前雖然沒有世界其他國家那么嚴重，但中國特殊的國情卻決定了中國更容易比其他國家爆發問題，因此中國更不能掉以輕心。

在去年中國曾一度熱論分配改革，但現在又沒了聲音，問題的擱置確實是有現實的難度存在，但問題拖而不決肯定也不是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