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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晚年一次訪談中親口承認，正是倫敦經濟學院的院長羅賓斯先生看不順眼凱恩斯在劍橋的風光和日益俱增的理論影響，才專門從奧地利請來當時只有35歲的小伙子哈耶克來倫敦，做他對付和批判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槍手”。并且，哈耶克認為，當時羅賓斯請他這幾乎在維也納還沒有正式教職且不怎么會講英語的小伙子來倫敦經濟學院這經濟學的頂尖學府，并直接聘他為經濟學和統計學教授，“這從頭到尾全是他的運氣”。

其實倫敦經濟學院與劍橋大學之間的抗爭，有著學術討論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學術地位競爭的問題。倫敦經濟學院的第一代學者就對劍橋經濟學家沒有好感，坎南向來與馬歇爾不和。而倫敦經濟學院另一位經濟學家福克斯威爾在沒能接替馬歇爾的職位執掌劍橋也對劍橋大為不滿。

1929年，年僅30歲的羅賓斯擔任經濟系主任之后，試圖創建一個有世界領先水平的經濟系，于是，雙方的競爭達到白熱化。面對大危機，當整個經濟學界陷入一片驚慌失措后的沉默之際，凱恩斯的崛起讓倫敦經濟學院感覺到真正的威脅。

羅賓斯能當上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主任，也是機緣湊巧。他的前任艾倫·楊是一位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29年突然因肺炎去世，羅賓斯被任命擔當這一職務。羅賓斯回憶說，1927年坎南退休時，大家都覺得學院“經濟系的整個組織都需要進行徹底的革新”，而這本來應當是楊承擔的職責。于是，年僅30歲的羅賓斯就獲得了改造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的大好時機。他試圖創建出一個有世界領先水平的經濟系，而他這一年輕氣盛的想法導致他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而有些不擇手段。

伴隨經濟危機的經濟學的危機。是自由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替代品嗎？對大危機束手無策讓經濟學真正成為陰郁的科學。中間道路！一個逐漸清晰和宏亮起來的聲音從劍橋傳來。這個聲音來自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新劍橋學派的領導人。在1923年的《貨幣改革論》和1930年的《貨幣論》中，凱恩斯已經逐步認識到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不穩定性，認識到通過政府的干預可以控制任性的資本主義的方向盤，使這駕車回到通往繁榮的道路上。

此時歐洲大陸上最流行是馬克思主義，當時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們都將馬克思提到了與亞當斯密并列的地位，而其他經濟學派也紛紛從馬克思的經濟學中吸取營養。這里面就包括奧地利的青年經濟學者哈耶克，他1928年的《利潤》、1929年的《儲蓄的‘悖論’》等論文，就是利用馬克思提出的“由于信貸擴張擾亂真實儲蓄與資本需求的關系，從而扭曲經濟結構的思想”來解釋經濟危機。哈耶克的上述論文引起了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主任羅賓斯的注意。哈耶克在回憶羅賓斯對《儲蓄的“悖論”》一文的看法時說，“這正是我們在反擊凱恩斯的時候需要的東西”。

來自歐洲大陸的新思想，使羅賓斯和倫敦經濟學院看到對抗凱恩斯的希望。1931年初，哈耶克應邀在倫敦經濟學院就“價格與生產”的問題發表了四次極受歡迎的演講，從此哈耶克正式進入學術視野。哈耶克也被羅賓斯留下來在倫敦經濟學院教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哈耶克一來， 羅賓斯安排連英語都說不好的哈耶克，在1931年8月號的《經濟學》學報上發表批評凱恩斯《貨幣論》的文章《反思凱恩斯的純粹貨幣理論》，此后雙方進入了一年多的論戰。

這場論戰也許并不真正具有思想交鋒的性質。雙方并沒有持續的、深思熟慮的觀念交流，雙方既沒有在論戰中說服對方改變想法，也沒有通過論戰深化自己的思想。雙方激烈的交鋒主要體現在非學術的攻擊上。

哈耶克攻擊凱恩斯《反思凱恩斯的純粹貨幣理論》中，哈耶克嚴厲地批評了凱恩斯。盡管在開篇的評述中，他說凱恩斯“由于其勇氣和對現實的洞察力而獲得了幾乎無人比擬的、也是名至實歸的聲譽”，隨后就稱贊“作者在書中有些段落，顯示了他驚人的見識、博學和對現實的了解”，而這些不過是后面嚴厲而全面的批評的鋪墊而已：

“事實上，很顯然，本書不過是急速發展過程中一個轉瞬即逝的插曲而已，無非是一個試驗而已，對其作出過高估計是不公平的……這種研究方法可不像作者自認為那樣新穎……尚不能說已經完成的作品……他的表述是艱澀的，不夠系統，也含糊其辭……”在歐洲大陸的經濟學家看來，這種研究方法可不像作者自認為的那樣新穎……毫無疑問，可能是因為覺得自己提出的實際建議迫切需要得到理論上的論證，這才促使凱恩斯先生匆匆忙忙地發表了這部尚不能說已經完成的作品……

哈耶克

其實在此之前，凱恩斯和哈耶克是有來往的，凱恩斯對哈耶克也很友善。這始于一個小小的借書請求。1927年年初,哈耶克向凱恩斯借一本寫于50年前的經濟學教科書,是弗朗西斯·伊西德羅·埃奇沃思所著的《數理心理學原理》，凱恩斯在一張明信片上寫了一行回復:“很抱歉,我也沒有多余的《數理心理學原理》。”，但是凱恩斯還是買了一本送給了哈耶克。

對凱恩斯而言,哈耶克的請求無非是他脹鼓鼓郵袋里的一封尋常來信罷了。劍橋大學的經濟學異聞錄里并未收入哈耶克的請求,可哈耶克卻充分意識到了自己借書請求的重要意義。他把凱恩斯平淡的回復視若珍寶,當成私人紀念品和事業獎杯般保存了整整65年。如今,這張明信片留在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托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哈耶克文存里。1929年，哈耶克送給凱恩斯一本自己的著作，凱恩斯不僅接受而且寫信致謝。在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和一個無名小輩之間，這體現凱恩斯對后輩的關心。

哈耶克這次恩將仇報之舉。尤其令凱恩斯無法忍受，不過凱恩斯不清楚的是哈耶克實際上只是充當倫敦經濟學院的槍手，哈耶克自己也非常樂于這么做，他的目的是通過對自己的攻擊引起注意，而進入英國經濟學界。

接著，凱恩斯在《經濟學》1931年第11期發表了《純粹貨幣理論》，在用三分之二的篇幅針對哈耶克的指責進行解釋之后，如法炮制，將攻擊的矛頭指向哈耶克的《價格與生產》。“這本書是我讀過的最為混亂不堪的東西，從第45頁后，幾乎沒有一句健全的命題。這是一個最恰當不過的例子，證明了無情的邏輯學家如果從一個錯誤的命題出發，最后如何會以進瘋人院而終結。

盡管凱恩斯的嘲諷讓哈耶克感到沮喪，但他在英國經濟學界的地位卻借此不斷提高并穩定下來。在雜志上的幾個回合的筆戰下來，凱恩斯感到對雙方的溝通作用不大，他無法理解哈耶克的思想而哈耶克也仍然不理解他。于是他們開始私人通訊。但幾輪通訊的結果仍然讓凱恩斯失望。現在，令他失望似乎是哈耶克的學術水平。他說哈耶克的文章“依然是胡言亂語的混亂的大雜燴。”“他的理論全是垃圾……我今天覺得，甚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東西了。”

論戰開始后，羅賓斯還給哈耶克安排了倫敦經濟學院的教職，雖然在論戰中哈耶克一直沒有占上風，但通過同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論戰的結果，是使他得到了廣泛的注意，在1931到1935年“經濟學學報”引用指數上，哈耶克一度排到了第三名。哈耶克甚至還自負的認為，自己已經是全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了。

到了晚年，哈耶克也回憶過當時的情景，他感慨到，在“40年代中期——我想我有點過于自負了——我覺得，我很有名，是兩位打過一場大筆仗的經濟學家之一，一位是凱恩斯，另以為就是我。現在，凱恩斯已經去世了，成了一位圣人；而我則由于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而臭名昭著。……而漸漸地，沒有人記得我是個經濟學家了。”

其實哈耶克本身是學心理學的，后來改學政治學，并沒有經濟學的學習經歷，連后來哈耶克的好友弗里德曼也認為，哈耶克本來就不應該從事經濟學研究，從事經濟學研究他不會取得什么有價值的成就。哈耶克選擇研究經濟學就是一個錯誤，政治理論才是哈耶克適合從事的專業。

而哈耶克論文中的思想也并非自己的原創，而是引用，耶克用來攻擊凱恩斯的經濟學思想或者說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思想直接來自馬克思，這是學術界的一種普遍看法。哈耶克在《價格與生產》中談到自己的商業周期理論時說，“前幾講闡述的商業周期理論的核心觀點并不是什么新東西。產業波動本質上是由資本設備的交替性擴張-收縮構成的，人們經常強調這一點……在德語文獻中，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爾·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圖甘-巴拉諾夫斯基正是以馬克思的理論為基礎的，而他的研究后來又成為斯皮特霍夫教授和卡塞爾教授研究的起點。毋庸諱言，本系列演講中所提出的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后兩位學者、尤其是斯皮特霍夫教授的理論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家邁克爾·佩爾曼認為，馬克思認識到了，“信用乃是導致經濟混亂的核心因素……馬克思將他對信用的分析整合進他的經濟理論中。將這一分析聯結起來的關鍵，就是虛擬資本（ficticious capital）的概念”——即沒有真實儲蓄作基礎，而由貨幣體系創造出來的資本。佩爾曼概括了馬克思的理論：“虛擬資本對價格信號的擾亂越嚴重，人們越是無法得到有關經濟的重要信息。關于生產活動的決策就越來越與其基本結構脫節。這會對經濟構成壓力，而這種壓力卻是看不見的。”

這也正是哈耶克的基本看法。哈耶克在《價格與生產》中曾提到過馬克思與斯皮特霍夫這一派的思想，他說，“19世紀上半葉，這樣的理論曾一度極為盛行，當時的財經記者經常使用的一個詞，所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們這里所說的觀點。‘虛擬資本’被創造出來，使企業活動無法維持，或使新企業無法完工，最后，這些企業就倒閉了。”

這也是為什么后人在閱讀哈耶克與馬克思的資本理論著作時會發現多有相同之處原因。如果你讀到《資本論》第二卷的2/3處，再讀哈耶克的《純粹資本理論》，進行一番比較后你就會發現，他們搞的研究是一回事。”

哈耶克自己也并沒有將這一理論據為己有，在倫敦30年代講授《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的講課檔案，有20頁的教案和包括馬克思、希爾費爾丁、圖甘-巴拉諾夫斯基、斯皮特霍夫在內的參考書目。關于圖甘-巴拉諾夫斯基(他的理論的基礎是馬克思)，哈耶克在教案寫道，圖甘-巴拉諾夫斯基的著作是現代商業周期理論最有影響力的來源。

羅賓斯和凱恩斯的這種斗爭不僅出現在學術報刊上，也出現在政治場合，當時首相麥克唐納于1930年任命了一個5人組成的“經濟學家委員會”以評估大蕭條時期的經濟狀況，分析其根源并提出解決方案，凱恩斯則是這個委員會主席，羅賓斯和哈耶克是委員，而羅賓斯和哈耶克成為委員也是凱恩斯提名建議他們出任的，但羅賓斯卻和凱恩斯在委員會中互相叫勁，凱恩斯提出的報告，羅賓斯拒絕簽字，凱恩斯拒絕就失業問題與羅賓斯進行辯論，他說：“他太能胡攪蠻纏了！而且，他標新立異的理由太與眾不同了，跟常人的理由完全不同，他很難抓住真正的要點，肯定會把公眾搞胡涂。”

不過在他們斗爭最激烈的時候，一個霹靂劃過夜空。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了。凱恩斯清晰表達了他的國家干預思想。市場經濟的自發運轉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低于充分就業的國民收入均衡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常態。通過政府干預，增加有效需求可以使經濟回到正軌并實現充分就業，這時，古典模型依然可以發揮作用。“凱恩斯的總需求管理模型把陰郁的科學變成了樂觀主義的俱樂部：人終于成了他自己經濟命運的主人。……凱恩斯的中間道路政策沒有被視作對自由企業的威脅，而是它的救星。”經濟學研究的風向發生了徹底的轉變，“在白天，舊經濟學仍在講授。但到了夜晚，從1936年起的每個夜晚，差不多所有人都在談論凱恩斯。”

凱恩斯的新經濟學“像黑夜里的一盞明燈”吸引了經濟學界最年輕也最睿智的頭腦，倫敦經濟學院的年輕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尼古拉斯.卡爾多，阿巴.勒納——都轉向了凱恩斯主義。路德維希.拉奇曼說，20世紀30年代初哈耶克剛到倫敦經濟學院時，“很多人都成了哈耶克的信徒；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后期，就只剩下我們兩個人了：哈耶克和我本人。”在與凱恩斯的第一輪論戰中，哈耶克失敗了。他的學生們離開了他。

而且最離奇的是，哈耶克的雇主，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主任羅賓斯也成為了凱恩斯主義者，而且這種轉變是徹底的，羅賓斯后來在自傳中說，他寧愿他那本以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為基礎撰寫的《大蕭條》一書被人忘記。

而且哈耶克和羅賓斯兩人最終撕破了臉，羅賓斯甚至退出了哈耶克剛剛創建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組織，朝圣山學社，羅賓斯在一封信中這樣解釋說：“我覺得，他(哈耶克)的那種做法與我心目中對他的認識不符，也與我所珍視的道德標準不符。如果看到他的繼任者，我就會覺得難以忍受的痛苦。”

不過，凱恩斯卻不計前嫌，當然，這體現了凱恩斯一貫的寬容和大度。二戰開始后，倫敦經濟學院被迫遷到劍橋。在住房高度緊張的情況下，凱恩斯為哈耶克提供了一處寬敞的住所。而且經常邀請哈耶克一起討論收藏心得。

凱恩斯的大度也讓哈耶克備受感動。哈耶克在自己的文章中寫到“凱恩斯幾乎是唯一明白事理、愿意并能保護我們不受通貨膨脹沖擊的人。于是，整個戰時，我都站在凱恩斯一邊，而他確實成功地使我們在戰時沒有遭受通貨膨脹。因此，在戰爭期間，我站在凱恩斯一邊，我不想損害他的信譽。……有他在，我覺得大快我心。”

戰后，凱恩斯主義成為西方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宏觀調控和國家干預成為各國經濟政策的基本形式。凱恩斯主義政策實施的結果對于熨平周期波動、推動持續增長及實現充分就業發揮了積極作用，戰后經歷的資本主義歷史上最長的增長時期被譽為“凱恩斯時代”。

而哈耶克自從這段“槍手”生涯結束后，就再也沒有寫過經濟學方面的文章，哈耶克作為經濟學家不過是個短暫的插曲，而心理學和政治學才是他真正的專業。雇主羅賓斯不再需要哈耶克的時候，哈耶克也找到了新的雇主，又開始了其第二段的“槍手”生涯，這次的雇主是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