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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您深刻闡述了問題，不僅從政治角度，還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以及從中波貿易的角度來看，都是非常有深度的。

科沃德科：我是一直是一名大學教授，29年前首次加入波蘭政府時，我認為只要掌握事實和正確知識就足夠了，但我很快就明白了：在政治，在民主制度下，這還不夠，你需要掌握多數席位。

有時，無論我說什么，即使是簡單的2×2等于4，也會有人說不對，應該是3，你說的完全錯誤，答案是5。

這種情況下，我能做的就是不斷嘗試，必須說服其他政客、經濟學家和利益集團。有時他們知道，從國家的角度來看這項政策是好的，但對我的企業或我所在的地區不利。現在的問題是，應優先考慮哪方利益？如何協調地方與國家利益？

此外，我們還是歐盟成員國，這是好事，但也意味著我們還必須在歐盟的框架內協調自己的政策。許多情況不由我們決定，各國之間有時會存在種種經濟利益沖突。

無論是什么經濟和政治體制——哪怕差距有如中國體制與波蘭體制——都存在存在妥協概念，不能強推自己的想法，即使你是正確的，因為其他人有權不理解、害怕、要求你再解釋。

觀察者網：中國體制在某種程度上也有類似的復雜性，也需要考慮您描述的如何協調地方、省級與國家級的權責利益等。因此，這也許也是中國的模式，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可以分享予全世界的一點。

科沃德科：毋庸置疑，各國可以借鑒中國的經驗。在過去的40年間，中國取得了無與倫比的成功，這是文明的一個飛躍。問題是，其他國家能從中學到什么？我們覺得，東歐、歐盟或美國很難借鑒很多經驗。

科沃德科接受觀察者網對話

其他發展中國家確實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但也是有風險的，因為中國的成功是兩種力量的獨特結合：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力量與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力量。

其他國家可能說，我們也要這樣做，我們要把政府的官僚、政黨和領導的力量與市場的力量結合起來。但是，這取決于執行的質量，需有非常強大的政府。

比如，沙特阿拉伯政府不比中國政府弱，或許沙特在其國內權力更大，但卻相對不太成功。為什么？各國不僅需要以適當的方式結合市場和政府的力量，還必須結合任人唯賢與技術官僚制度，這樣才有可能成功。

這其中還需要的，是文化。當然，我不覺得中國人一定比其他國家的人更熱愛工作，在歐洲也經常有人稱波蘭人比其他人更有創業精神，也許我們是有一點，但這種解釋太簡略了。商業文化，才對整個體系的運作有影響。

我把中國模式稱為“中國主義”，以強調其特異性。如果一個小國表示要走中國道路，我會建議他們在符合當地文化的情況下，盡可能多借鑒中國模式，但也要考慮當地國情。對同樣的問題，在穆斯林國家與新教、天主教或世俗國家的回答是不同的。經濟上，對于通脹源自進口和通脹源自國內的國家，抗擊通脹的方式也是不同的。

我提倡的新實用主義——你們可稱之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實用主義——極力反對新自由主義推行單一模式的做法。你有你的尺碼，你的服裝必須量身定制，而不是根據其他人的尺寸，因為他們可能有不同的尺寸。每個尺寸都有自己獨特的美觀，但也有各自的不同。經濟和政治都是非常復雜的話題。

觀察者網：耶倫女士今天上午剛剛結束了她對中國的訪問。您如何看待中美雙方處理經貿合作關系，尤其在兩國關系緊張的情況下？

科沃德科：我認為耶倫訪華，并與中國經濟界的政治領導人會見是個很好的跡象。我希望他們以一種非常務實的方式討論雙邊關系的問題和其全球后果。很多事情都取決于中美關系，包括在我的國家（波蘭）。

8日，國務院副總理、中美經貿中方牽頭人何立峰會見耶倫

其次，我確實很欣賞她的做派。她在訪問前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在美國、英國、歐盟等地的所有人都“不樂意”聽到，尤其是（對華）鷹派人士。她說，因為自己是一個經濟學家——一個合理、受過良好教育的聰明人——總是談論與中國脫鉤是無稽之談。

雙邊相互依存關系太深、太大，中美不能脫鉤，強行脫鉤等于“自殺”美國自己的經濟，因為我們在持續的全球化過程經濟中深度融合，產生太多的相互依賴，以至于現在我們不能撤出這一進程了。

她說，現在不應進行任何脫鉤，但應討論幾個具體問題，例如：知識產權、信息和專利轉移、對一些行業的保護、決定哪些是戰略產業而哪些不是、停止禁運——中國剛剛宣布，他們將禁運鍺和另一種對高科技技術至關重要的稀土金屬的出口，這是中國對美國行動的反應——征收貿易關稅，等等。

因此，她訪華并討論這些問題是很重要的。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次訪問可能還沒有取得足夠的進展，但絕對不是失敗。我認為耶倫訪華比布林肯訪華更有成效，也許因為布林肯的思維方式是徹頭徹尾的“政客頭腦”，但耶倫卻試圖從經濟學家角度思考。

現在的問題是，回到美國，她將如何在白宮工作人員會議上向美國總統拜登匯報，并怎樣與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溝通，等等。就美中經濟和金融關系而言，她的影響力有多大？我擔心她可能“勢單力薄”，尤其是面對那些對經濟學理解不深的美國鷹派人士，或者即使他們理解經濟學，也不足夠地重視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容易忽視經濟對全球的意義。他們過于關注政治，對自己負責的經濟不夠關注。

布林肯和耶倫（圖源：AP）

我一直在努力尋找經濟和政治之間，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此刻大家對我們生活中的經濟層面都顯然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無論是從個人還是全球層面。

中美關系中政治因素太多了，錯誤的政治考量也經常被卷入這些爭端中。它使一切變得更加“有趣”，但同時更具挑戰性。我認為自己是個樂觀主義者，因為我知道我們面臨的每一個問題都有解決辦法，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正在被解決，也不保證它們將來會被解決。比如，我們知道如何應對氣候變化，但我們做得還不夠。

現在是推行基于事實與知識、對未來負責的政治的時候了。這就是為什么我對政治經濟學感興趣。每當我來到中國，或在波蘭遇到中國客人時，我都很樂意討論這個問題，即使我們有意見分歧，因為分歧可以提高我們的思想。我們必須考慮未來該怎么做，或許一切都可能變得更好，但這將取決于我們今天做出的選擇，不是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