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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美國后住在布魯克林區與皇后區的交界地帶，這個區的治安很不好，因此房租便宜。我從中國去美國時，美元對人民幣的黑市匯率是1：10，而當時中國普通大學教師的工資換成美元只有幾十美元。當時美國最差地區的一個單間房租也要200美元以上，所以到了美國只能在租金最便宜的地區租房，而且必須打工才能生存。這跟今天很多帶著錢到美國留學的學生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我每天乘地鐵到紐約大學，會順手在地鐵站買一份紐約地區的地方新聞小報看看。但我感到很奇怪，這些地方新聞報紙的很多句子和字我都不認識。我心里很納悶，覺得圖書館的很多書都能看懂，怎么讀這種報紙會很吃力？

有一天我在學校問一位教授，一位相當著名的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左翼學者，問他這些報紙為什么這么難懂？他一聽就笑了，然后告訴我，你怎么會看這種報紙，這些報紙充滿了俚語和土話，報道的全是地方性的各種案件、緋聞。在大學里的人從來不看這種低級報紙。我問他，那應當看什么樣的報紙最好？他告訴我要看《紐約時報》，這是世界上最高雅、最有文化的報紙，《紐約時報》的時政分析、學術摘要、藝術報道、書評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當然，《紐約時報》的語言也是最標準的。這位教授說，他每天最愉快的時光就是下午坐在紐約大學旁SOHＯ街道上的咖啡館瀏覽《紐約時報》。

在美國，不同階層讀的報紙也不同

實事求是地說，他講的話并沒有錯，確實符合事實，對于美國學者來說，《紐約時報》與地方小報確實是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但是，當時我又想到，作為一位高度關注勞工運動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講到資本家的貪婪就異常憤怒的左翼學者，在提到下層社會讀的報紙好像有一種鄙視感，而談到《紐約時報》的高雅與情調又有一種情不自禁的愉悅感。這似乎有些不協調。不過，這種不協調的感覺也是一閃而過，后來就沒有再想。但接下來與《紐約時報》有關的兩件事，加深了我對美國社會的認識。

由于《紐約時報》是一個高大上的東西，我也每天開始看《紐約時報》。我每天從紐約大學回家會在地鐵站買一份《紐約時報》回家，因為在我租房的附近報攤沒有《紐約時報》賣。有一天，我拿著《紐約時報》回家，路上遇到一個西語裔（Hispanic）問我討5元錢買東西吃。我說，我剛來美國，自己也很窮，5美元對我來說也很多了，我哪有錢給你？這位西語裔說到，你怎么會拿不出5美元？你不是看《紐約時報》嗎？他指著我手上的《紐約時報》說。這時我才頓悟過來，原來美國社會不同經濟地位的人看的報紙是不同的。經濟收入把不同收入的群體歸類到不同的地區和街區，人們住著不同的房子，講著不同的語言，讀不同的報紙。即使是最激進的左翼學者也是住在溫馨的中產階級社區，從不踏進危險的貧民區或黑人區。當時我有種感覺，覺得美國左翼思想界討論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好像是在自說自話，跟下層社會實際沒有多大關系。后來，每當我跟美國左翼學者對話時，我都不由自主在想，他們談的究竟是自己心中的公平正義還是底層社會的公平正義？

2011年6月20日，美國紐約，街頭的無家可歸者。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第三個震撼是美國社會的拉丁化，我到了美國就發現這個問題，也曾在不同場合給美國人提出過。但很多美國人不愿意正視。每天有成千上萬的拉丁裔進入美國，最后美國的白人會成為少數。我剛到美國住的地方就是西裔人社區，周圍居民都講西班牙語。通常西裔人社區都很危險，臟亂差，販毒什么都有。

這是美國一開始帶給我的震撼，這些看法是否全面呢？也未見得。人們常說，中國很復雜，很難用幾句話界定。其實美國也很復雜，越是深入了解美國，越覺得美國社會復雜。

后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發現了美國的另一面，這就是中國和美國的主要差距。大家知道，馬克思在19世紀就提出了將來的理想社會要消滅三大差別。毛澤東在建國后也反復提出要在中國消滅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但是我到了美國以后，發現資本主義美國的三大差別要遠遠低于中國。

第一，從生活質量上來說，美國小城市、小鎮是要高于城市的，所以，很多富人都離開城市到小鎮鄉村去了，小鎮基本上可以做到夜不閉戶，環境也很干凈，充滿了田園牧歌的美好。第二，美國農民的生活質量并不比城市里的人差，城鄉差距、工農差距幾乎感覺不到，甚至覺得鄉村比城市更美好。第三，美國技術工人的工資并不比知識分子少，甚至還要高。一個有執照的電工、水管工、木工的工資并不比一般大學教授少多少。

這也讓我開始思考，三大差別的存在究竟是社會發展程度、現代化的程度問題，還是社會制度的問題？我逐漸認識到，三大差別的存在歸根到底還是一個社會的現代化程度的問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工業化程度和農業現代化程度，這些發展水平決定著三大差別嚴重與否。從這一點上看，必須承認，中國在相當長時間內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在美國的時間呆久了，逐漸切身認識到美國確有它自己的根。美國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只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但美國社會發展到今天，它自身的根源和邏輯。當我在心中把中美兩個社會進行對比時，再次體會到，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選擇什么樣的道路、模式，并不是某個人或者某些人決定的，而是這個社會的歷史基因和傳統決定的。我感觸特別深的是，美國之所以選擇小政府大市場的模式，確有它自己的根源和理由。

一方面，美國社會的基層自治能力很強，這是從英國基層治理能力中遺傳過來的，一個社區，即便沒有政府，社區內部的人就可以把它治理得很好。我后來居住在普林斯頓大學旁的小鎮，政府規模極小，根本就沒有幾個人，但整個地區管理得井井有條，這主要取決于當地居民的自治水平。盡管很少看到政府管理人員和執法人員，但當地居民都非常自覺遵守各種法律規章制度，并且很多地方性事務都是當地居民自己解決。這讓人確實感到不需要政府做什么事，政府大了反而是負擔。

但反觀中國，強有力的政府是社會良好運轉的保證。如果中國政府不作為，經濟發展與社會秩序都難以維持。美國人對政府作用的輕視與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期許形成鮮明對比，很難說孰優孰劣，只能歸結為歷史傳統的不同。

觀察者網：在海外回望中國，從哪一年明顯感覺到中國的變化？或者從您自己的心路歷程來看，有沒有哪一件特別的事情觸動您，開始重新認識中國？

寒竹：2008年開始我就陸陸續續地回來，2010年以后基本就很少回美國了。1989年我出去的時候，中國的情況確實不是很好，當時西方封鎖中國，我們自己也比較保守，改革的動力不足。但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后，我感覺中國的變化是立竿見影，到1995年，這種變化就非常明顯了，可以說是一個月一個樣。那個時候我在美國就已經感覺到中國的發展，而且對中國很有信心，在2000年的時候我就認為中國超過美國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實在沒回來前的2006年，我和文揚老師已經在國外寫了很多東西了。到了2008年奧運會之前，當時國外有很多人批評中國，我就主動站出來，為中國辯護。那時候西方想象中的中國還和非洲一樣落后，還加政治上的共產黨“專制”，但實際上中國國內的情況已經很好了，現代化程度已經非常高了，很多大城市和西方已經非常接近了，我覺得我們有必要讓美國人了解真正的中國，了解中國共產黨，了解中國的發展道路。

2008年8月8日，北京，2008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舉行，姚明擔任中國代表團旗手。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當時我自己對國家發展很有信心，雖然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趕上日本，但我們完全看好中國的發展趨勢，對中國的期待也很大，覺得趕超美國就是時間問題而已，希望中國能夠在很快的時間接近民族復興。

這種信心來源于我們對中國制度優勢的分析，這也是中國能夠成功的原因。在改革開放后十年，我們會感覺到中國政府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戰戰兢兢、小心翼翼，一心想把工作搞好，怎么發展地方經濟，怎么回應社會需求，社會輿論也給政府很大的壓力。這個壓力會變成一種動力，所以你會看到中國政府一方面它的主觀性很強，另一方面在社會壓力下它也很努力去做事。相比之下，美國政府就沒有這個壓力和動力。

舉個例子，2012年美國遭遇颶風，我回來后就寫了篇文章，用美國和上海作比較。颶風來了，美國氣象部門早就知道并發出了警訊，但紐約市長所做的也只是出來宣布颶風要來了，請各位居民盡量不要外出，在家里看電視，多買點水，買點食物，讓大家注意安全，但政府什么都不做。結果地鐵、機場都被水淹了，城市癱瘓了好幾天。而中國的情況恰好相反，有一年上海遭遇強臺風，政府提前很多天就動員各部門準備防汛，各地鐵口都堆上沙袋，各個下水道的蓋子也翻開，防汛工作一直做到各個居民小區。中國政府如果不做就是失職。社會對政府的壓力很大，這種壓力反過來成為動力，這確實是中國制度的一個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