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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會說美國是自由競爭，政府不行，但私人企業發展很有效率，這一點我也不否認，我們的勞動生產率低于美國很多。但有一個問題是高度競爭以后，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美國會不可避免地走向產業空心化，最后企業發展的好處并沒有回到老百姓身上，是在大資本的手上。特朗普現在覺得美國在全球化中吃虧了，其實并不符合事實，美國在全球產業鏈中居于高端位置，賺的錢最多，根本談不上比中國賺得少。但問題是錢進了美國以后并沒有回到老百姓身上，而是到了資本家手里，對社會的消費市場并沒有起作用。但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有國企、有轉移支付，財富是用之于民的，這是中國能夠超越美國的優勢所在。

此外，雖然中國企業的效率不是最高的，但中國發展速度是最快的，這個矛盾怎么解釋？我覺得中國經濟學家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自己觀察下來，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非常重視就業問題，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把充分就業放在第一位，有就業就有收入，有收入就有消費，所以中國消費能力的增長高于美國，這是中國經濟持續保持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另外從文化的角度來講，中國人是最富有商業精神的，美國好多商店周末都是不開門的，但是華人商店從不休息，在中國你能感受到那種社會活力，每個人都在想著努力賺錢，想著改變命運，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夢想，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夢想，這些都給了我很大的信心，認為中國能夠超越美國。

觀察者網：您當時期望回來后做些什么，現在有沒有達到自己的預期？

寒竹：我當時有兩個想法，一是讓西方更了解中國，因為2008年奧運會后，西方把中國妖魔化，我想讓西方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第二，我當時對自由派持強烈的批判態度，我不喜歡中國的自由派，想要去駁斥他們的謬論。

我們這個圈子對自由派的批評是認為自由派搞私有化那一套，是行不通的。我也同意這一點，但我還有其他看法。我一直認為中國的自由派是“偽自由派”。因為中國的自由派是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無論這些人是否定文革還是懷念文革，都不同程度上繼承了文革的思維方式，從他們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大字報的風范。還有一些人希望在中國發動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通過一批精英重新統治這個社會，什么經濟自由化都是假的，這才是核心問題。

但傳統意義上的西方自由派自認為是左派，而中國的自由派自認為是右派，這是一個界定上的錯位。美國的保守主義大都愛國，強調美國利益至上，美國優先，但自稱右派。而在中國，保守派通常被看成是反對改革開放的左派，而把自己定位為右翼的人通常都是普世主義者，主張高揚愛國主義旗幟的人則被定位為左派。所以，自由派與保守派，左派與右派，在中國與美國有著不同內涵。

為了讓西方普通民眾了解真實的中國，這些年我跟復旦中國研究院、春秋研究院的同事一道，通過在外媒發表文章，舉辦各種講好中國故事的講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到西方大學和智庫進行交流訪問，起到一些作用，但也不完全理想。西方對中國的偏見有數百年之久，并且一直主導著全球的話語權。讓世界了解中國還是一個長期任務。

觀察者網：一般會將新中國70年發展劃分為幾個歷史階段，比如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比如三大改造、文革時期和改革開放，您認為對于新中國建設和發展來說，有哪些比較重要的歷史節點？

寒竹：2011年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中國模式的歷史邏輯》，講了中國的三個三十年，這三個三十年有內在的邏輯關系，每一個階段都在完成不同的任務。

從1919年到1949年，中國完成了現代建國的基本任務。中國有5000年文明史，2000多年郡縣制度。但是我始終強調一點，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實際上很年輕。從1911年到1949年，我把它理解成是中國從傳統的古代社會向現代國家的過渡時期，最終通過共產黨的社會革命完成了過渡而建立起現代國家。換句話說，我認為共產黨跟國民黨之爭，不是簡單的一個政權取代另一個政權，而是爭奪現代建國的權力，是你來建國還是我來建國？是按照你的模式來建這個國家，還是按照我的模式來建？國民黨一直在提抗戰建國，當時中共的文件也講到抗戰建國，那么1945年以后，中國該向何處去？最后在這兩個黨的建國模式發生沖突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通過社會革命的形式奪取了現代建國的權利，而且完成了現代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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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說1949年以前國民黨沒有完成現代建國？一個現代國家的建立有兩個標準：第一，對外的主權獨立。1949年之前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主權是不完整的，到了1949年，英國軍艦還在中國的內河航行。中國在1949年實現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愿望，特別是通過朝鮮戰爭以后，中國在國際上不可動搖的地位已經確立。現代國家的第二標準，國家政權是否深入到了社會基層？國民黨的政權是浮在空中的，并沒有深入到基層，沒有完全走出中國傳統社會。共產黨經過土改以后，政權深入到每一個基層村莊，把每一個村民都變成了國家的公民，對內完成了一個現代國家的構建。

第二個三十年是從1949年到1979年，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這其中從1949年到1953年，是鞏固新民主主義，恢復國民經濟時期。在1949年之前毛澤東曾發表了兩篇重要文章《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當時認為中國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國家性質是資產階級的，而且是多黨執政的聯合政府。所以到了1950年以后，黨內就中國未來的發展發生了分歧：下一步怎么走？繼續鞏固新民主主義還是要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個時候毛澤東提出來，不能夠再繼續在新民主主義路上走下去，中國要從新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這一點顯示出毛澤東是有戰略眼光的。

為什么要從新民主主義轉到社會主義道路？我想有兩個原因：第一，毛澤東從中國傳統的治亂興衰總結出歷史經驗，中國歷朝歷代每100年到200年就是一個循環，很容易爆發農民起義。中國有2000多年土地私有制，中國人的私有觀念是很強的。土改以后，土地分田到戶，每個人都有田地，而且土地是可以買賣、自由流轉的。毛澤東根據歷史經驗認為，一旦土地分到農民手上以后，很快就會出現土地兼并，導致貧富差距擴大，中國又會掉入治亂循環的圈子里。所以中國必須要走合作化道路，土地不能買賣，防止新的地主或者富農階級出現。

第二，中國共產黨有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到了1953年，中國建設搞社會主義的條件已經具備。中國共產黨在1953年制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所謂過渡時期是說從1953年開始，中國準備花3到5年時間，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在過渡時期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中國開始搞農村合作化、集體化，在城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下半年，中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由此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1956年上海資本家接受公私合營

這是新中國的一個偉大成就，我們通過和平的、比較平穩的方法完成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而且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學習和借鑒了蘇聯模式，同時也發現了蘇聯模式的問題和弊端。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以后，工業發展以自上而下的中央各部為主，地方發展工業的能力很弱，中央的“條條”壓倒了地方的“塊塊”。中央政府的權力太大，地方失去了自主權。

所以在1956年建立社會主義的時候，毛澤東同時又提出了“以蘇為鑒”，認為蘇聯做的有些過了?，F在很多人講中國改革開放前就是斯大林模式，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中國和蘇聯都是計劃經濟，但區別在于蘇聯是中央主導的計劃經濟，中國是條塊經濟，既考慮中央的領導，又考慮地方實際情況，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發展權力。這個模式為后來我們的改革開放，打下了一個很重要的制度性基礎，這是我們成功的地方，所以我認為從1955年中國共產黨就開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了。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有些偏激的做法，比如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對中小企業特別是涉及到民生方面的企業全部國有化后，其實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當時很多改造都是“一刀切”，賣個生煎包都要國營，很多老品牌都消失了，很多地方溫飽都成了問題。我們對改革開放前30年不能全盤否定，但也不能全盤肯定，而是要三七開。如果前30年沒問題，怎么能夠理解十一屆三中全會要撥亂反正，怎么理解為什么要進行改革開放呢？

所以說從1958年到1978年,我們違背了經濟規律做了一些錯事，必須承認，不能回避。那個時候中央過度追求政治上的社會主義。只要社會主義了，哪怕生產落后也沒關系，“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所以說改革前中國人民生活水平低，很多人都吃不飽飯。現在應當注意，不要一講不能否定前三十年，就連前三十年犯的錯誤也不談了，這是另一種歷史虛無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