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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康德所說的那樣，人類最震撼的秉性，就在于為他人而工作，為后代而犧牲。眾所周知，馬克思把這種人類的秉性，稱為“人的類本質”。在馬克思看來，隨著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興起，隨著人們對于個人利益的追逐，人的上述“類本質”卻正在喪失，于是，從25歲起——也就是從寫作著名的《巴黎手稿》那時起，馬克思就決絕地要抓住這種正在消失的“人的類本質”，正是這種力量，決定了馬克思人生中那致命的覺悟與轉變。

與人類共命運——正是馬克思的這一宏愿，深深打動、震撼了毛澤東和中國第一代共產黨人；而用青年時代毛澤東的話來說，這就是“為天下受苦人貢獻自己的一切”。

在短促的5年之間，毛澤東由信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無政府主義者，成長為替勞動者謀解放的馬克思主義者。

1918~1923年間，世界和中國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大變革。在歷史的激流中，冥冥之中的那只巨手，幾乎是猝然間將毛澤東托舉起來，使他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巨變。

在這短短的5年間，毛澤東的父母和恩師楊昌濟相繼去世，從此他的身邊再無長者。

在短短的5年里，他獲得了令他終生驕傲且心碎的愛情，他成為一個偉大女性的丈夫，也成為一個偉大兒子的父親。

在短短的5年之中，毛澤東由湖南長沙的一介書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隨即又成為中國國民黨的主要領導人；由一個小學教員，成為中國政治領域和思想文化領域中冉冉升起的新星、巨星。

正是在此期間，俄國爆發(fā)了十月革命，德國爆發(fā)了工人階級起義，終結了“一戰(zhàn)”，而中國則爆發(fā)了五四運動，誕生了中國共產黨。

這5年決定了毛澤東的一生，注定了毛澤東的人生不會在寧靜的校園里度過，從此后，他便永遠不可能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樣，當一個“教書先生”了。

而這巨變如風暴走過夏季寧靜的原野，來得如此迅疾而猛烈，事先幾乎毫無征兆。

1918年6月，毛澤東和新民學會的大部分成員先后畢業(yè)，而擺在他們面前的最現實的問題，便是升學或者就業(yè)。新民學會的成員都是抱負遠大的青年，他們的共同意見自然是繼續(xù)學習深造，而且是出省乃至出國去深造。而恰好就在這個時候，一個機遇擺在了他們面前——留法勤工儉學。

留法勤工儉學這件事，與李石曾這個人物最有關系。李石曾的父親是前清軍機大臣李鴻藻。李家非常有錢，李石曾1902年隨駐法公使孫寶琦赴法留學，他在巴黎巴斯德學院的畢業(yè)論文是《大豆的營養(yǎng)研究》，李石曾畢業(yè)后在法國經商，辦了一系列企業(yè)，其中最著名的是巴黎豆腐公司。他從家鄉(xiāng)河北蠡縣招募了一批老鄉(xiāng)，在巴黎生產幾十種豆制品，而恰逢當時法國流行素食主義，結果豆腐公司賺了大錢。蠡縣，因此也被稱為北方的僑鄉(xiāng)。

李石曾因把中國的豆腐引進到法國而發(fā)了大財，但他的抱負卻是要做一個有思想、搞文化的“儒商”。他和蔡元培共同參與“一戰(zhàn)”期間負責招募和遣散中國赴法勞工的勞務中介機構——惠民公司的經營，并在吳稚暉等人的協(xié)助下，在巴黎辦了一本《旅歐雜志》，宣傳“四海之內皆兄弟”和勞動互助，當時，這就叫作無政府主義學說。而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李石曾經營的那些機構，便是“非政府組織”（NGO）。

“一戰(zhàn)”結束后，法國效法美國，想把“庚子賠款”的一部分退還給中國，并計劃在法國辦一所大學，專門吸收中國學生去留學。作為著名的華商和非政府組織負責人，加之在中法兩國的政界都廣有人脈，這件好事就落在了李石曾的頭上。于是，他專門辦了一個銀行，把法國的庚款存入其中，并創(chuàng)辦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來經營這件事。

1916年，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即于當年聘任李石曾為生物系教授。

1918年6月，毛澤東的恩師楊昌濟應北京大學之聘，舉家遷居到了北京，居住在鼓樓附近的豆腐池胡同9號。而兩個月后，即這一年的8月15日，毛澤東、蔡和森、肖子升、羅章龍等“楊門弟子”一行二十余人，便浩浩蕩蕩追隨導師而來。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出省，也是他第一次來到北京。

他們是有備而至。

按照當時民國教育部的規(guī)定，師范生畢業(yè)后需立即工作，不能繼續(xù)升學。而此時的楊昌濟則告訴弟子們說，他們雖然喪失了進入北京大學或中國其他大學深造的機會，但卻可以去法國勤工儉學。

經楊昌濟的托付，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介紹毛澤東等4人，與李石曾在其位于香山的別墅見面。在看了毛澤東起草的赴法勤工儉學計劃書后，李石曾當即答應：為湖南青年先辦三處留法預備班，分設于北京大學、河北的保定和蠡縣。

盡管執(zhí)筆了留法勤工儉學計劃書，但毛澤東本人卻并沒有出國留學的打算。

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釗的信中，毛澤東說，欲改造中國，有兩件事是最為急迫的：其一，是對中國歷史上的治理經驗加以系統(tǒng)地整理與批判；其二，是做實地的調查研究，而這兩項當務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國外做。

毛澤東不愿出洋留學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放心不下母親的病。

此前，毛澤東曾經給蕭子升寫信說：“然母病在廬，倚望為勞，游子何心，能不傷感！”而旅途中的他不禁這樣感慨：“刁斗再發(fā)，余音激壯，若斗若擊，中夜聽之，不覺泣下。”在赴京前，毛澤東寫信給兩個舅舅，感謝他們照料病重的母親，并打算在秋收之后，接母親去省城長沙治病。毛澤東是借錢來北京的，他必須生活。一個說法是楊昌濟直接找校長蔡元培批了一個條子給當時的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但今天的北大檔案館并未留下這樣的資料），而另一個說法則是時任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湖南同鄉(xiāng)章士釗出手相助—但無論如何，當時接受了毛澤東這個貧寒書生的人，便是長他4歲的李大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