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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間，毛澤東被李大釗安排在北大圖書館當了助理員，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打掃衛生，并負責在第二閱覽室登記新到的報刊和閱覽者的姓名。當時北大教授的月薪一般為二三百元，毛澤東的月薪只有8塊銀元。1936年，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時念及此處，依然十分感動，他說，這8塊銀元是李大釗的特殊照顧，8塊銀元的“工資很不低”。

1915年，毛澤東曾經在長沙的報紙上，以“二十八畫生”之名征友，結果是來了“三個半”人，一個是羅章龍，另外兩個人的名字，他后來忘記了，而那“半個”是李立三，因為他聽了毛澤東的話之后，沒有表態就走了。

李立三后來說，當時他是被毛澤東的博學所震撼，感到自己讀書太少，在談話時竟一句也接不上來，因此，只好自慚形穢地離開了。

1922年7~9月間，李立三協助毛澤東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而另一個在罷工中協助毛澤東的人是劉少奇，他來自湖南寧鄉。劉少奇少年奇才，因喜讀書，且在家中又排行第九，所以綽號“劉九書柜”。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23年，與他一起在上海領導工人運動的北大學生鄧中夏說：“隆郅，你的名字太復雜了，一般工人不能認得，不如改了為好。”看到工會門口站著三個人，鄧中夏便說，“你就改叫‘三立’吧”。李隆郅說：“‘三立’太俗了，我改叫李立三吧。”

當時，他們誰也沒能想到，“立三”這個名字，日后會與“中共六大”后形成的一條“左”傾冒險主義路線聯系在一起，而載入史冊。

李立三也是第一批留法勤工儉學的成員，與蕭子升不同，他因“思想過激”而遭到李石曾和吳稚暉的排斥。1921年10月，李立三、蔡和森、陳毅等103名留法學生，被法國當局驅逐回國。到達上海之后，蔡和森即被留在上海黨中央工作，而李立三則被派回了他的故鄉湖南。

在見到毛澤東三天之后，李立三便跟隨毛澤東去了安源，開始領導安源的工人運動。

李立三與蔡和森，既是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校友，也是周恩來留法期間的學友。正像談到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系，就不能不從他們與易禮容、李立三一起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說起一樣，講到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系，也不能不追溯到他們與李立三、蔡和森的共同友誼。

今天想來，日后那些改造了中國的“同學少年”，似乎生來即是有緣的。

為人類而犧牲自己——這是馬克思17歲時所寫作文中立下的志愿，而這也是第一批中國共產黨人的信念。

1901年，由基督教青年會的12名會員組成的耶魯大學“德懷特·霍爾”小組，提出了雅禮協會的最初計劃，正是這個計劃，導致了長沙雅禮中學、湘雅醫學院以及護士學校的誕生。耶魯大學位于美國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那里曾經是新教徒的避難所。1854年，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在此光榮畢業。“雅禮精神”是清教倫理的體現，用馬克斯·韋伯的話概括來說，這就是“全心全意地創造財富，但自己卻絕不享受這些財富”。

1972年年底，海倫·斯諾重訪中國時，訪問了毛澤東長子的誕生地長沙湘雅醫院。當時，她感慨地談到了清教精神與中國第一代共產主義者精神品格的聯系，她說：“在古老的中國文明中，唯利是圖根深蒂固的，非物質的動機對舊時代的中國人來說幾乎是不可思議的。正是共產黨人，首先給中國帶來了真正的精神價值—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做出任何自我犧牲。”

她還說，共產黨人的精神，與現代“大學精神”有著某種聯系——“實際上，毛澤東主義的原理，同上面列出的劍橋、牛津、耶魯的原則有相同之處，只是某些方面更適合中國的實際罷了。從受英國教育的楊昌濟老師那里，從他第一位妻子那里，毛澤東學到了這些原理”。

這一解釋，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毛澤東是在怎樣的環境中成長的。

而像李振翩這樣的“雅禮精神”的服膺者，何以會成為新民學會的會員，而大多數新民學會的會員，為什么會成為共產黨人。

海倫·斯諾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思考并講述了什么是“大學精神”、什么是早期共產黨人的精神品格。

1931年，新民學會的主要創始人蔡和森因叛徒出賣，犧牲于廣州軍政監獄，年僅36歲。

1976年11月，新民學會的另外一個主要創始人蕭子升病逝于烏拉圭。

自從與毛澤東分道揚鑣之后，蕭子升一生都在逃避和“逃跑”，他最終逃到了南美洲。而這個“逃避者”晚年著書，深情地描述了與毛澤東徒步走遍湖南5縣的經歷。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逝世。毛澤東與蕭子升生于同年，也均享年83歲。

毛澤東奮斗了一生，而蕭子升則空說了一世。毛澤東當年的這位“兄弟”，并未成為他的“同志”。

當新民學會的主要成員李振翩得知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后，含淚寫下這樣的詩句：“仰望巨星今不見，長使世人淚滿襟。愿化悲痛為力量，加緊服務為人民。”

今天看來，如果沒有毛澤東，如果沒有新民學會那些“同學少年”，沒有“嘴巴大的能塞進一個拳頭”的李立三，如果沒有善于經營、膽大心細的蔡和森、易禮容，如果沒有立志“寧可一日不吃飯，不可一日不學習”的“劉九書柜”（劉少奇），中共能否像毛澤東當年向蕭子升預言的那樣，用30~40年的時間就能取得全國政權，恐怕尚在未定之天。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長沙新民學會這些“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新青年，僅憑“中共一大”那13個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一定會是另外的一幅畫卷。

毫無疑問，革命是慘烈的，政治是嚴酷的，但是，他們從來沒有逃避慘烈與嚴酷。在信仰、真理、路線問題上，他們畢生都沒有過絲毫的妥協與退讓，因為他們之間的關系不是哥們兒兄弟，他們不是利益集團——而是為了真理而斗爭的同志。

同志——這是王陽明發明的詞，新民學會的會員們用這個詞來稱呼彼此。

同志之間，只有信仰、思想、路線分歧，沒有利益之爭。

【本文節選自北京大學中文系韓毓海教授新書《重讀毛澤東，從1893到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