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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老摩西來說，真正的“馬克思秘密”，就是那些據說被封存在德國一個小城博物館中的大批馬克思從未出版的手稿——關于這個世界，關于資本主義的最終命運，馬克思究竟寫了什么?是什么迫使某個強大的勢力對這些殘稿如此恐懼，從而不得不將其長期囚禁封存，以防其得見天日?在摩西看來，這個強大的勢力既包括馬克思的敵人，也包括馬克思的繼承人，特別是他的思想的整理者、編輯者和遺產管理人。“人們通過編輯馬克思的方式埋葬或者掩埋了馬克思”——老摩西說，這就是雅克，德里達在他臨終前的著作《馬克思的幽靈們》中要揭示的一個驚心動魄，但又盡人皆知的秘密。于是，當前保衛馬克思遺產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打破“馬克思的著作和遺產已經客觀全面地存在那里了”的假相，回到斷章殘簡的馬克思，回到馬克思那些“未完成的著作”。

老摩西最近在寫一部重讀毛著的書。在他座無虛席的“重讀毛澤東著作”課的講壇上，老摩西先從“發展”與“平等”這現代世界的兩大主題——或者說先從這兩個詞的起源和歷史沿革說起：自由、平等和博愛是啟蒙的理想，而“發展”卻是1945年之后才出現的新目標。盡管如此，1945年以來，人們卻普遍相信平等與發展并行不悖，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為例，就是相信“越平等就越發展”，而后三十年中國人則是相信越“發展”就越“平等”，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今天，是“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要求我們去重讀毛澤東主席的著作，特別是要求我們回到毛澤東那些“未完成的著作”，包括發掘和重讀毛主席未發表和未經整理的談話、文稿和“殘篇”。今天的中國最需要的是“尊馬讀經”、“尊毛讀經”而不是什么“尊孔讀經”，——而不“讀經”怎么尊馬?離開了馬克思的原著，我們又到哪里去尋找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所謂“讀經”，就是考訂文本，解釋文本，一個字一句話，老老實實讀下來，以這樣的方式與馬克思和毛一起思考下去，因為“揭發這個世界的秘密”與“破譯導師們的殘章”實際上是一個同步的過程。

毫不夸張地說，對于我這個初來乍到者而言，進入紐約大學東亞系位于百老匯大街的教學大樓，特別是進入東亞系老系主任摩西、現任系主任張旭東、歷史學家麗貝卡，卡爾座無虛席的課堂，第一感覺仿佛就是回到了延安時代的“抗大”和“馬列學院”一般。

而最令摩西老頭不忿的一件事，是紐約大學的中國中心邀請某前中國文化高官演講，不料此前高等文官口吐蓮花謳歌林肯、華盛頓之余，終沒忘記口吐白沫大罵毛澤東為秦始皇，老摩西忍無可忍，當場奚落道：老夫可以原諒您對林肯、華盛頓一竅不通，但不可原諒的是，您竟然忘了毛澤東就是您自己的華盛頓和林肯！勃然退場的老摩西還沒忘了交代：演講結束后絕不準用公款請此前高官吃飯。

你說聽了人家這番教誨，誰還敢再跟老頭子理論馬克思、毛澤東?再就更別提講解什么林肯、華盛頓了。所以說，來曼哈頓做生意、抄美國人的底、救華爾街的市，就是來曼哈頓賣嘴賣舌頭，專門販賣咱們自己家祖宗那點事，你一不留神也怕在曼哈頓碰得頭破血流，弄不好就得留一堆學術笑話給人家當佐料。

其實，“郡縣”與“封建”、“公田”還是“井田”、“科舉”還是“選舉”，這些問題是中國幾千年來政治生活的核心，恐怕也是中國社會政治之根本，這大概就是為什么：幾千年下來，中國的學者們爭來爭去，也大致都是圍繞著這些問題在爭個不休，至于它是否可以叫作“儒法斗爭”自然可以另說，但如果看不到這些問題，甚至完全拋棄了這些問題來袖手空談或者清談，則必然如瞎子摸象，而倘若簡單地把中國的問題認作根本在于“缺乏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那恐怕就更是流于道聽途說、緣木求魚、無的放矢了，在我看來，郡縣與封建、公田與井田、科舉與選舉，——這些問題如果放在今天中國的語境中，說它也就是宏觀調控與“放權讓利”之爭、是維護土地集體所有制與土地私有制之爭、是建立現代公務員制度與實行多黨競選之間的論爭——這恐怕也不能說是牽強附會吧。只不過，如今看明白這一點的人之所以不太多，恐怕還是淡忘了毛主席的教導：割斷了歷史，也就沒有了未來。更有甚者，邯鄲學步，西洋的沒學會，自己根本是什么也忘記了。

說完了“經學家”就該再說說“經濟學家”了，下面要說的這位和摩西教授一樣有趣的老頭名叫皮大衛(DavidMPidcock)。認識了許多年，我的感受是：和老摩西這種人混才知道學問少，聽皮大衛“爆料”方知道資本主義水深。

皮大衛是一位特殊的銀行家，號稱能夠“玩轉資本主義”的高超的投資人，一頭專挖華爾街和倫敦股票市場墻角的老鼴鼠。而與一般妁經濟學家“只說不練”不同，皮大衛先生則是“又說又練”，而且是“練得比說得更精彩”。皮大衛皮老頭創立的“理性經濟研究所”(TheInstituteForRationalEconomics)分別在英國倫敦和印度新德里設有分支機構，而該機構的工作中心，就是揭發資本主義運作的核心秘密，尤其是專門分析和揭發金融市場上的黑幕。匯豐銀行董事局主席斯蒂文，格林先生來中國訪問，不幸與皮大衛狹路相逢，格林主席甚為狼狽：皮大衛!怎么哪兒都有你啊?皮大衛則皮笑肉不笑道：應該說我們形影不離，而且我的消息比你還快啊!(與皮大衛這種“野路子”不同，斯蒂文。格林出身于著名的倫敦經濟學院，現任教于該校政治學系的林春教授曾經告訴我說，格林先生自從學生時代起就一向彬彬有禮，屬于那種典型的老英國紳士教育的產物。)

像馬克思自稱是叮在資本主義軀體上的牛虻一樣，皮大衛是不折不扣的叮在華爾街大鱷們身上的螞蟥。他之所以深深愛上這種密探式的經濟情報搜集工作，理由非常簡單，即作為投資人他必須確保自己投資的成功，而這種投資的成功則基于他對資本主義的清楚認識：資本主義首先是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是特殊的“人脈”，而根本不是什么理性的市場交換。他主持的“理陸經濟研究所”的工作目標，就是對主宰經濟和投資活動的利益集團之間的社會關系作精密研究和調查，甚至是不擇手段地掌握、揭發和洞悉權錢交易的關系網，而不是去埋頭研究什么市場的理性模型。在他看來，資本主義一定是權錢勾結，一定是最大利益集團的操縱，如果從抽象的市場理性角度看，資本主義的盈利活動恰恰是高度非理性的，資本市場從根本上說是被社會關系和階級關系、被最大利益集團的利益所支配和操縱的。因此，如果說華爾街是世界資本運動的心臟，那么皮大衛這個七十老翁則是在此區域幾十年長期蹲守的“老片警”，而他的葵花寶典，就是懷里揣著的世界金融大鱷們的社會關系聯絡圖和活動時間表。

馬克思說商品社會是個謎，資本主義除了秘密之外什么都不是，而皮大衛之所作所為就是專門刺探情報、揭發投資秘密。皮大衛長期熱衷于“爆猛料”揭發華爾街管片的秘密，在一定程度上，據說還是由于他的贖罪意識。——在這一點上，皮大衛也算是個銀行家中的例外，那就是他賺錢賺多了，心靈里確實還真有了點荒原感”，即他這個人還真有點“現代主義”式的雙面性格。大衛出身銀行世家，他的祖上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重要股東，參與了對印度的殖民活動和對中國的鴉片戰爭。研究亞洲歷史、亞歐關系史，特別是金融史、殖民史，這對皮大衛來說簡直就是“家學”，關于1840年前后那段歷史，皮大衛查查家譜就能明白許多咱們不了解的真相。從小就“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他恐怕比胡繩以來一切中國歷史學家都明白鴉片戰爭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皮大衛看來，鴉片戰爭當然不是中英兩國之間的戰爭，而是中國與英格蘭銀行和東印度公司主導的倫敦金融市場之間的戰爭。1830年以降，東印度公司和英格蘭銀行通過公司股票和期貨交易，重新組織了一個聯系英國－印度－中國－美國和美洲－非洲的新的世界經濟結構和世界貿易體系，這個體系中的棉布－茶葉－白銀－棉花－奴隸貿易，都是由東印度公司和英格蘭銀行的股票、期貨交易所支配的，也就是說：在這個體系里面，除了英國是“管賬的”之外，其余的各位全是“跑腿的”。表面上看中國是被英國的武力打敗了，而實際上是整個亞洲經濟貿易體系被英格蘭銀行主導的新的世界經濟體系徹底征服和邊緣化了。軍事技術的欠缺使中國和印度被武力收編進英國主導的世界地緣政治體系之中，但更為重要的則是：軟實力的欠缺使得中國和印度無法形成強有力的貨幣信用制度，從而在跨國的區域性貿易中不能形成獨立的區域性貨幣，轉而就不得不依靠英格蘭銀行和東印度公司的匯票和股票，這才是亞洲衰落的真正原因所在。皮大衛的結論是：西方最厲害的不是大炮，而是銀行——是股票、匯票、期貨有價證券這一系列信用工具。而這個東西其實就叫“資本”。

撫今迫昔，在皮大衛看來，無論今天的中國和印度是否完成了軍事上的革命，無論這兩個國家是否正崛起為世界經濟貿易大國，而只要他們在亞洲和世界貿易活動中還不得不依賴美元和歐元，只要中印依然還是所謂的“金磚四國”的主要成員，中國還是擁有美元最多的國家，那么它們的命運就必然依賴于紐約華爾街和倫敦股票交易市場，他們就依然還是被剝削的對象和西方國家轉嫁經濟危機的基本目標，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中印兩國其實從根本上還并沒有真正走出鴉片戰爭(所造成的世界體系結構)。——除非它們有朝一日，能夠在亞洲各國之間形成一種不同于美元和歐元的區域性共同貨幣。——而這又談何容易。

由于馬克思《資本論》特別是其第四部分《論國家》的隱而不彰，我們今天恐怕已經很難全面地了解馬克思關于現代國家的起源與資本主義之關系的論斷了。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列寧、布羅代爾等人的論述中看到馬克思的思路的沿展，正像馬克思首次提出了長途貿易與信用制度、與匯票的關系，而布羅代爾等人則發展了馬克思這一論斷一樣，列寧指出了中世紀以降，歐洲國家間頻繁的戰爭與資本主義制度形成之間的關系。正如查爾斯蒂利(CharlesTilly)這位對歐洲現代國家制度的形成有著精深研究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歐洲現代國家制度是在歐洲中世紀以來長期的軍閥混戰中產生的，這特別意味著——歐洲現代國家的規模、現代歐洲基本的政治單位，是由“在彼此毀滅中建立起來的武力平衡”所決定的。他進一步指出：在1490年，歐洲的8000萬人被分成200個國家，而今天的約6億人則生活在不到30個國家里，而決定現代歐洲政治單位大小的不是別的，正是這種“彼此毀滅的武力平衡”，這種平衡使得歐洲既不可能分裂為中世紀的城邦，但是卻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統一的歐洲”。而正是戰爭——彼此毀滅的武力平衡，使得“現代民族國家”成為歐洲基本的政治單位，它同時也更深刻地決定了資本主義制度與歐洲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查爾斯蒂利這樣寫道：

從歷史上看，很少有歐洲國家能夠從當下的財政收入中支付它的軍事開支。于是，他們必須以各種形式的借貸來應付軍事開支的短缺：讓債權人延期受付(由于不得不從客戶強行貸款、向銀行家借錢，所以就不可避免地要讓銀行家獲得分享未來政府財政收入的特權)，促使了跨國的資產階級的形成。毫無疑問，貸款的可利用性取決于資本家的存在和出現。資本家正是作為貸款的籌集者、償還貸款的政府財政收入的管理者來為國家服務的，更為常見的是，資本家作為作為公債的組織者和持有者出現，而他們的活動促進了國家的貨幣化。

因此，現代西方政治學的核心與實質在于：戰爭的規模決定了歐洲政治單位的規模，而歐洲戰爭的規模又是由戰爭貸款的直接提供者——歐洲銀行家和資產階級所決定的，正是這一點，可以最為簡捷地說明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及其與戰爭之間的關系。也只有了解了這一點，才能像皮大衛那樣深刻地揭示鴉片戰爭的實質。

作為華爾街最討厭的人，作為一個老鼴鼠，作為叮在華爾街拓荒牛身上的老牛虻、作為一個游走在紐約和倫敦股票交易所之間的老偵探，皮大衛在911之后點的第一炮針對的就是安然公司(Enron)，而實際證明，安然破產案是一個典型的近乎完美的金融危機案例。按照他后來的說法，911之后一個多月就爆發的安然破產案，才是當前美國金融海嘯的真正先聲。

安然公司是美國的能源巨人，其自有資產為九百億美元，每年經營收入過千億美元。這個1985年成立于布什總統老家德克薩斯的小公司，利用美國政府1980年代后期以來的能源開放(即將能源私有化)、解除管制(即股份化)的政策，迅速壟斷了美國能源(包括電力、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并將能源供應引入股票和期貨交易市場。在十年的時間里，安然公司迅速爆發，其業務遍及美國和全世界，公司股票由數美元上升為八十九美元每股，這種令人嘆為觀止的股票增值，不但在知識經濟的泡沫時代壓倒諸IT企業而獨領風騷，而且，在911之后美國經濟低迷的狀況下，安然更是一枝獨秀。吸引大批股民在911之后追捧能源類股。

安然迅速崛起的秘密究竟何在?這是皮大衛長期探索的課題之一，對安然的研究和偵查費了他許多腦筋和金錢，而他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安然的經營實際上近乎一塌糊涂，它爆發式崛起的真正秘密不在于產品的先進性和經營理念的創新，而在于它背后無堅不摧的關系網：安然這個私營的能源巨人公司其實是美國政治經濟統治的工具，在所謂“自由市場”背后有一個鋼鐵般的武士為其站崗守夜，而安然公司的守夜人就是CIA、五角大樓和美國財政部。

按照皮大衛搜集掌握的材料，安然公司CEO“雷總”(KennethLay)本人系五角大樓官員，在越南戰爭期間供職于此。而安然董事局另一個重要成員“魏總”(FrankWisnerJr.)的老爹，即CIA前總負責人“老魏總管”(FrankWisnerSr.)，換句話說，“小魏總”其實是與小布什總統同為一個CIA大院里玩大的“干部子女”。而與此同時，“小魏總”還身兼多任，一一他同時還是美國保險業巨頭AIG的董事局成員，而AIG的軍方背景有目共睹，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中扮演的角色，包括與中國國民黨四大家族之間的財務聯系，均有據可查。還有，美國前財長魯賓(RobertRubin)作為花旗集團的“獨立董事”，更是安然“雷總”的多年至交，而因為這層關系，安然與花旗集團、AIG成了一榮俱榮、一毀俱毀的表兄弟。而且安然的“表兄弟”企業還不止這幾個，更為著名的則是切尼副總統旗下的哈里波頓(Hallibur-ton)公司——眾所周知，連美國打伊拉克的大兵的吃喝都是這家公司操辦的。

這才叫“賈不假，白玉為堂金做馬；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四大家族”背后站著五角大樓加CIA，用咱們偉大的《紅樓夢》里那個包打聽小門子的話來說：無論你是奧巴馬還是奧巴牛，其實都不過是個新上任的賈雨村，如果你啥都沒整明白就想搞什么大民主——那你就算是活得不耐煩了。人家壟斷了能源，更掌握著兵權和秘密警察機構，順理成章的想搞誰就搞誰，既然能把你“民主”上來，同樣也可以把你“民主”下去。

也是根據皮大衛無孔不入的調查，1998年，安然公司通過老布什總統的關系，說服小布什總統，強迫阿根廷政府將修建一條天然氣管道的合同包給安然，而作為回報，布什家族的一個密友當上了這個項目的總裁。1993年，布什政府成員、安然前財務部主管托馬斯，凱利迫使科威特政府將重建舒艾拜(Shuaiba)電廠工程的訂單交給安然，盡管安然的報價要大大高于其他公司，科威特政府也只能照單認宰。1991年，安然拿下了印度大柏(Dabhol)電廠工程，成千上萬的當地居民因家園被毀而上街抗議，而安然公司的回應是雇傭印度軍警大肆鎮壓民眾示威，“世界人權觀察”對這種由美國政府背后支持的鎮壓大聲抗議，但布什政府對此充耳不聞。1992年，安然在大選中兩頭提供政治獻金——而結果證明它大筆的金錢沒有白花，克林頓政府上臺后，立刻積極說服印尼蘇哈托家族將印尼最大的能源項目交給了安然。同年，也是在克林頓總統的親自說合下，安然拿下了由俄羅斯向歐洲輸送天然氣管道的建設工程項目，于是，美國借助安然公司掌握了連接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能源通道，這合同一簽就是十年——鬧得普京今天想給天然氣管道改線根本就做不到。——而1998年。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安然“雷總”撫今追昔，壯志凌云地展望公司前景說：“我們對發生在蘇聯、東歐、中亞地區迅疾的市場自由化腳步樂觀其成，市場自由化將在能源和電力貿易方面為我公司和整個世界提供更為誘人的發展機會，我堅信：中國隨后就會趕上市場自由化的步伐，如果它不想自外于世界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