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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要研究和區別香港人到大灣區發展的意愿與能力。大多數人既沒有意愿也缺乏能力，希望留在香港，這是很正常的。關鍵是，我們要對有能力的人才給予充分資訊以提高他們的意愿，同時對有意愿但能力不足的人提供各種培訓，包括如何適應內地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等等。

至于內地民眾的看法，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給香港人一個同等待遇、共同發展的機會，而不是特殊待遇。之后就讓香港人自己做選擇。無論如何，愿意到內地發展的香港人總體上仍是少數，對內地城市的就業、資源或者房價影響，應該是微乎其微的。

觀察者網：就政治方面來看，如需概括這段時期的特點，不知用“正本清源”是否合適？從一國兩制到行政主導體制、三權分立、公務員宣誓、立法會議員資格等等，這些討論似乎變得常態化。11月4名立法會議員被撤銷資格，隨后鬧出反對派議員“總辭”一事，不知您在香港是否有了解到更詳細的一些狀況，對此有何看法？同時，從立法會“確認書”制度到公務員宣誓制度的實行，您怎么評價其落實范圍及實際成效？

何建宗：我覺得有關“三權分立”的爭論反映出長期以來香港有很多人，包括管理香港的“治港者”對基本法的認識存在偏差。這主要是受西方體制和民主觀念的影響。最普遍的誤解是把選舉民主與制衡行政機關的功能絕對化，認為立法會是民選，行政長官是由選舉委員會選出的，所以后者要受前者的制衡監督，而非配合。

但《基本法》已經明確寫明，香港行政長官是雙首長，雙負責；這是法律規定，與其選舉方式沒有關系。至于司法人員，他們同樣是根據《基本法》104條宣誓的主體，肯定跟回歸以前的角色、功能和效忠對象不同。

香港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是不會改變的，但確實很多司法人員包括律師和法官，對《憲法》和《基本法》的一些核心內容，包括人大常委釋法的規定，仍有抵觸情緒，認為這不符合他們心目中的普通法精神。我覺得香港司法界應該更主動地與內地及中央政府溝通交流，對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要有更深入的了解。

人大常委對于公職人員包括立法會議員的政治要求是非常合理的。立法會議員當然可以批評政府政策，甚至批評特首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但如果是用癱瘓立法會、暴力攻擊、拉布等方式無差別阻撓政府施政，或者要求外國制裁香港和香港官員，那肯定不符合他們的宣誓承諾和政治倫理。我們必須把四位依法被取消資格的反對派議員，以及另外十五位因此辭職的議員區分開來，前者是喪失資格，后者是不負責任辭職，放棄參政權利，違背選民期望，跟中央政府無關。

至于公務員宣誓，這是應有之義，相信絕大多數公務員都會如期簽署效忠聲明或宣誓。但更重要的是，對于一些去年已經違反紀律的公務員，比如聯署、參加示威集會等，政府會如何處理。宣誓只是一個儀式、一個承諾，建立更有效的紀律和懲處機制其實更為重要。

反對派議員的“總辭”鬧劇 圖自香港巴士的報

觀察者網：想要正本清源，也許根本還在于教育，事實上也有聲音呼吁香港相關部門應整改“毒教材”或不適任教師，此前香港教育局建議通識教科書刪改“三權分立”等內容，取消某播“獨”小學教師的教師資格，等等。不過，香港教育局、考評局、教協等各組織間的統籌協調甚少，教育局在教材、試卷、教師等方面的監管有限，首先在制度架構上，如何做一些改革，增強必要的監管檢討機制，未來教育局的角色定位應該是什么，相互間的關系如何理順？

其次是關于通識課，改革重點在哪里？如何“去偽存真”，既能融入現階段需要的一些國家教育，真正做到教育政策中倡導的博雅教育？”

何建宗：關于教育，我記得我之前在觀察者網的采訪中提到兩點，第一是教育局的角色是資源提供者，學校的角色只是服務提供者，教育局的監督很不充分。

這次施政報告中，我很高興看到特首在149段提到，政府在教育的角色不只是提供資源，更是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監督者。

第二，我也建議過，通識教育應該減少課程內容和課時，把教學時間放在語文和數理這些基礎科目上。這次，教育局也提出類似減少通識科內容和課時的計劃，日后通識教育還會更改名稱，有指定教材，屬必修科目，但只有合格和不合格兩個等級；此外，到內地考察學習會成為科目要求。

我覺得這次教育局改革通識科的決心和力度都比想象中得大，有望糾正青年人在缺乏引導下過早接觸政治的問題，值得肯定。

10月6日，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教育局依法辦事，不容許“港獨”和違法意識在校園蔓延。此前，香港教育局取消一名小學教師的師資注冊，該教師在課堂散播“港獨”信息。

觀察者網：最后，想請您聊聊近期的香港疫情。上一次采訪中，您談了香港和內地疫情防控的親身體驗，到這次采訪，香港再發生三位數增長，內地也有個別地區零星增加。此前，全民檢測、健康碼、日常防控措施等相關討論已經非常多，一方面還是想請您聊聊日常管控以及亟需改進之處？

另一方面，疫情對經濟民生沖擊很大，林鄭在施政報告中提到，因為去年的街頭暴亂以及今年持續疫情給香港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巨大困擾和艱難，而且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持續，政府向中央申請惠港措施，同時也鼓勵港人北上，您能否就這兩個層面談談后疫情時代香港的發展機遇與趨勢？

何建宗：香港抗疫措施最大的問題，是未能駕馭疫情，收得慢、放得也慢。比如，第三第四波疫情的爆發都與外地輸入有關，但無論對機組人員、船員和外事人員的管控都不足。另一方面，在疫情緩和時，放松也很慢，比如直到11月底才允許來自廣東和澳門的香港人免除檢疫回港，事實上這兩地早已實現多月清零，但是對于內地以及粵澳以外的人士還未能豁免。這是缺乏科學依據的，也對大量在內地工作讀書生活的港人帶來困擾。

在全民檢測方面，雖然香港的體制跟內地有所不同，但在非強制情況下可以通過提供補貼等方式，吸引市民在期限內參加檢測。

最近，政府推出對確診、而非對檢測的市民提供補貼，也引起很大爭議。香港某程度上出現了所謂的“抗疫疲勞”，因為市民看到很多限聚措施影響了市民生活，很多行業面臨生計、乃至生存風險，但新一輪的爆發，如輸入個案、跳舞群體或老人院群體其實跟一般市民的關系不大。政府在執行措施上的力度不足，導致守法市民覺得受到無辜波及。

無論如何，政府應該更科學地掌握疫情節奏，一方面要收放迅速，另一方面要盡全力達到清零的目標。

后疫情時代的香港，應該更好地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過去一年的疫情，已經充分顯示內地在抗疫方面的制度優勢，能夠在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同時，恢復人民的生產生活和經濟發展，這在全球范圍內也是一枝獨秀。在外國疫情還沒有受控的情況下，內地、包括大灣區的經濟發展潛力會比其他國家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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