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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戰狼’不敢當”

觀察者網：因您敢說話，特別是關鍵時刻敢表態，媒體給您安了個稱呼——“建制戰狼”。您自己認為這個稱呼貼切嗎？

何君堯：實際上我也不是好勇斗狠，我只不過是在履行中國香港人的應盡義務。

香港人要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倘若有人在香港搞“港獨”，搞“顏色革命”，做一些賣國和煽動群眾去叛國的事情，我們都應該明確是非，與他們抗爭。作為一個法律人，我比較看得清黑白是非。但是我相信，在與國家相關的是非面前，一般有良心的正常的中國人都懂得什么是對，什么是錯。

所以我不是什么“戰狼”，這稱呼在抬舉我，而我高攀不起。我不會戰斗，我只不過是在做好一個普通老百姓的本分。由于我有法律知識背景，又是立法會議員，因此我覺得自己更應該堅守崗位，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我不敢當“戰狼”，我自己不是很能打，相反我覺得自己是“箭靶”，因為有那么多“箭”向我射來，讓我承受了很大壓力。

觀察者網：與您相比，其他建制派成員表現得相對低調。而自香港發生“反修例”游行以來，不得不承認，在香港，反對派媒體和成員的聲量比建制派要大許多。請問您認為香港建制派的聲音為何這么微弱？

何君堯：總是要有一個開始的。反對派聲勢大，我認為原因有兩點：

其一，大多數反對派都是從“木人巷”（注：武俠小說中少林寺弟子試煉的地方）里“打”出來的，所以有豐富的“戰斗經驗”。

其二，如果我們接納香港發生的這些事是“顏色革命”，有外部勢力存在，試想下如果他們沒有表現，背后的外部勢力老板會不會繼續找他們？所以他們的培訓模式就是要戰斗，做出格乃至犯法的事情。

至于建制派，他們支持祖國。而在選舉過程中，大的黨派（如民建聯）會有固定的票源，所以他們就算不做任何激進的抗爭行為，也會有選票來鞏固自己的位置。即使要公開辯論，也是相對溫和。

另一方面，他們若真要（學反對派）這樣做，可能也會擔心。中國有種文化叫“論資排輩”，資深的建制派議員可能看不慣那些年輕人的搞事模式，認為那些模式不該擁有。久而久之，反對派逐漸積攢了戰斗力，建制派的戰斗力相對而言薄弱許多。不是建制派沒有戰斗力，只不過是兩方的文化和運作方式不一樣。

對我而言，我是一個獨立議員，沒有黨派背景，所以我做任何事情，我認為那件事是對的，我就要去做。我不需要如其他政黨那般走程序——只有等到黨內大部分人達成共識才行動。走黨派途徑有好處，就是一次性和和諧性，不好的地方就是時間會流失。作為獨立議員，我不需向政黨負責，只需向自己和選民負責，這樣會輕松快捷；不好的地方就是孤軍作戰，其他人會說，“你都不是我的黨員，我們不一定認同你做的事情。”

雖然我們同屬建制派，但那些黨內議員通常會與我保持一個距離。他們會看我做得怎么樣。如果我碰了一鼻子灰，那也和他們沒關系。他們要求的保險系數高一點，但是抗爭能力就會弱一點。

觀察者網：聽說修例事件持續發酵期間，英駐華大使曾想拉您倒戈。可以介紹一下當時她是怎么拉攏您的嗎？您最后如何回應？

何君堯：“拉攏”是我的感覺。

今年2月份香港政府推行《逃犯條例》修訂，到3月底，行政會議通過《逃犯條例》修訂新方案。3月份，英國駐華大使吳百納（Barbara Woodward）要來香港見立法會議員，當時通過英國駐港的總領事來問我們誰有空。會面時間安排在禮拜三，因為我當天得從廣州回來，所以答復對方“如果趕得及，我就來；如果來不及，我就不一定到。”當時我也沒有問有誰會出席。

英國駐華大使吳百納（Barbara Woodward）（資料圖/維基百科）

禮拜三當天，我剛好來得及從廣州回港。出席午宴的時候，我看到有6位議員——除了我和周浩鼎兩位建制派，還有4名反對派，分別是毛孟靜、楊岳橋、胡志偉及梁繼昌。

當時英國駐華大使還沒到，英國的駐港領事先到了。他和我們寒暄幾句，就很快把話題切到《逃犯條例》一事上，討論條例會不會過。我回答“會過，因為我們的票數一定夠。”他聽完我的話就沉默下來，而后又和其他議員在盤算估量這一條例通過的成功率。

當英國駐華大使吳百納快到來時，站在我左邊的毛孟靜最靠近房間門口。照理說，駐華大使應該對香港立法會議員一視同仁，會和每個人握手。換而言之，她進來后第一個見到和握手的應是毛孟靜，但是她沒有，好像對毛孟靜視若無睹，和毛孟靜擦身而過，直接和我握手。毛孟靜的表情我看得很清楚，非常愕然，似在說“她為什么不和我握手？是不是忽略我了？”

吳百納沒理由看不見她，作為外交人員，也必定注意禮節。由此我覺得，這位駐華大使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次會面就是想要多看看我們建制派議員對《逃犯條例》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