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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亨利·保爾森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群】

盡管人們一直在討論如何進入一個新全球時代，但過去的一年卻與2008年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在2008年，俄羅斯與鄰國格魯吉亞發生戰爭，美國與伊朗、朝鮮的關系持續緊張，當時的全球經濟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然而，一個明顯差別是中美關系的狀況。當時，雖然存在政治和意識形態分歧、安全利益沖突以及對全球經濟抱持不同看法（對人民幣估值和產業補貼），但中美兩方為維護各自利益仍有展開合作的可能性。我當時擔任美國財政部長，曾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與中國領導人合作，一起防止危機蔓延，盡量減少損失，恢復宏觀經濟穩定。

今天，這樣的合作是不可想象的。與金融危機期間不同，新冠疫情并未能激發中美合作，反而加劇了日益嚴重的中美對立。中國和美國互相指責，互稱對方的政策糟糕，并在兩國以及全球經濟仍未復蘇之時，彼此諷刺挖苦。

世界顯然已經發生了變化。中國有了一個截然不同、更加自信的領導集體。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規模擴大了兩倍多，現在有了更強的能力去推行對抗性政策。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的開放力度卻遠未像許多西方人倡導和預期的那樣。同時，美國的對華態度和美國政治一樣，都變得非常消極。然而，不變的是，如果美中關系不穩定，那兩國就不可能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展開合作，世界局勢也將變得動蕩不安前景黯淡。

亨利·保爾森呼吁中美兩國管控分歧

與2008年不同，在2023年，中美兩國幾乎都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審視兩國關系的各個層面，甚至包括曾被認為是兩國積極面的事情，比如互相投資以創造就業機會或共同研發突破性技術。北京認為美國旨在保護本國技術的出口管制措施威脅到了中國的經濟增長，而華盛頓則認為任何可能提高中國技術能力的東西都有助于中國這個戰略競爭對手崛起，并有助于北京進行咄咄逼人的軍備建設。

中美兩國正從一種競爭激烈但時有合作的關系，一頭滑向一種幾乎全面對抗的關系。因此，美國面臨著這樣一種前景：相對于盟友的公司，美國的公司將處于劣勢，美國公司商業化創新成果的能力將受到限制。美國可能失去其它國家的市場份額。對于那些擔心美國對華競爭失利的人來說，美國的行動可能會讓這種擔憂成為現實。

“同志聯盟”

美國正試圖將志同道合的國家組成聯盟，特別是亞洲和歐洲的民主國家，以制衡和施壓中國。但這一戰略沒有奏效，反而傷害了美國和中國。從長遠來看，美國人受傷害的程度可能還要超過中國人。很明顯，中美兩國在某些領域展開合作或互相補臺，美國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保持有益的經濟關系，都符合美國的利益。

盡管許多國家都和華盛頓一樣對中國的政策、做法和行為感到反感，但沒有一個國家會在解決這些隱憂時效仿華盛頓的做法。誠然，幾乎所有主要伙伴國都在加強對敏感技術的出口管制，審查并經常制止中國的投資，并譴責北京的強制性經濟政策和軍事施壓行為。但即使是華盛頓最親密的戰略伙伴也不準備像美國那樣廣泛地對抗、試圖遏制或在經濟上瓦解中國。

實際上，許多國家的做法與美國強硬派的呼吁背道而馳。盡管多國為了預防中國可能的施壓，已使其商業活動分散化，在它國建立新的供應鏈并降低了最敏感領域的對華開放度，但這些國家非但沒有在經濟上與中國脫鉤或切割，反而仍在深化與中國的貿易聯系。也許這就是為什么，盡管美國警告多年，但中國還是在2020年超越美國成為歐盟最大的貿易伙伴。2022年，歐盟對華進出口規模都有所增長。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于2022年11月訪問了北京，受此刺激，亞歐多國領導人現在似乎已迫不及待地要去叩開中國的大門。菲律賓總統小費迪南德?馬科斯已經成行，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和意大利總理喬治?梅洛尼如順利到訪中國可能會使訪華之旅蔚然成風。

而在發展中國家，華盛頓“驅離中國”的做法表現更糟。中非貿易額在2021年達到歷史新高，比2020年增長了35%。美國大力驅逐華為等中國科技公司退出各國電信主干網建設，這一做法對歐洲和印度較有成效，但在世界其它地區卻幾乎都無功而返。

以沙特阿拉伯為例，該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是中國，其《2030年愿景》改革計劃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科技公司（包括阿里巴巴和華為）是否愿意與其合作，甚至是在華盛頓緊盯的敏感領域進行合作，如人工智能和云服務。華盛頓一直謀求拉攏印度尼西亞這個亞洲民主大國去平衡中國的影響力，而實際上印尼卻已將華為列為其網絡安全解決方案、甚至政務系統建設的首選合作伙伴。

隨著中國重新向世界開放，美國的這些努力可能會更加失敗。為了應對華盛頓的“驅離中國”策略，北京正推出本國的“團結多數孤立美國”戰略。

北京正轉變其嚴格的防疫政策，重新開放邊境，并尋求外國資本和投資來華以重啟其經濟。去年，習近平開啟了自疫情爆發以來的首次外訪之行，前往中亞和中東，突顯其有意加強中國與全世界的聯系；三年后再次出國訪問，在每一站都做出新的承諾，將加強中國對外國的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和貿易聯系，隨之而來的可能是華盛頓、而非北京，會很快感到沮喪不安。

貿易規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2017年，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六年后，華盛頓顯然無意重新加入。但北京現已申請加入這個改名為《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條約。中國還批準了《亞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申請加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并與厄瓜多爾和新西蘭等國更新或開始談判新自由貿易協定。現在，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國。全球近三分之二國家的對華貿易額超過對美貿易額。

與此同時，美國正在推行“以勞動者為中心”的貿易政策，這看起來非常像保護主義。華盛頓提出的“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也在相比之下顯得非常保守。該“框架”目前處于勉力維持狀態，主要原因是它拒絕再讓某些國家進入特定市場，只因為這些國家加入了華盛頓回避加入的貿易協定。

華盛頓有可能在逆勢而為。美國已經成功控制了某些最敏感的技術，包括先進的半導體技術。但如果其預設策略是與中國在技術領域更全面地脫鉤，那它不太可能取得成功，因為大多數國家都沒有效仿它的做法，它們最終可能會隨機應變。

這些將中國拒之門外的做法肯定會傷害中國，但也會傷害美國。美國企業在競爭中處于下風，為此付出代價的是美國消費者。改正這一問題的一大明智做法是限制加征中國輸美消費品的關稅，加征關稅只會讓美國消費者付出更多的錢來買這些商品。這些措施在政治圈很受歡迎，但它們卻不是明智的經濟措施。這些措施傷害了中國，但也傷害了美國那些創造就業機會的普通公司，這些公司依賴中國供應商，應變能力有限，且已被通貨膨脹和高額的能源賬單壓垮。不過，美國不應在未獲回報的情況下取消這些措施。例如，華盛頓應推動中國遵守《中美2020年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其中就包括要中國購買更多的美國農產品。美國還應要求中國向更多的美國商品開放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