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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洪鑫誠】

2018年剛剛到來，2017年的余波尚未平息，西方媒體早已開啟了新一波對中國的輿論攻勢。

首先是在全球外交政策領域地位卓著的《外交事務》雜志（Foreign Affairs）在2017年11月16日刊發評論文章“銳實力的意義：威權國家如何投射影響力”（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指責中國和俄羅斯利用文化和傳播手段，創造對自身意識形態及國際形象有利的輿論氛圍，同時削弱西方民主制度的威信。

作者克里斯托弗?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和杰西卡?路德維希（Jessica Ludwig）首先區分了“銳實力”（Sharp power）和“軟實力”（soft power）的不同，在他們看來，西方人被自己熟悉的概念限制了想象力，看待中國和俄羅斯的時候總還是依賴“軟實力”的框架，而中俄兩國的手段不是“軟實力”，恰恰是借此概念為掩護，利用民主制度的開放和西方人的認知慣性，從而以“銳實力”不斷擴張國際輿論影響力。

12月的《經濟學人》雜志則直接在封面主打“銳實力”，稱其為中國影響力的新形態（Sharp Power: The new shape of Chinese influence）,這篇文章同樣強調“銳實力”和“軟實力”的不同，稱“軟實力”是利用文化和價值的吸引力來增加國家實力，而“銳實力”是指“專制政權”脅迫、操縱外國人的觀點。

2017年最后一期《經濟學人》封面

各種“power”的身世之謎

說到底，這套關于各種實力（power）的理論，還是必須從美國學者，有“軟實力之父”之稱的約瑟夫·奈（Joseph Nye）說起。“軟實力”自1990年代提出以來可謂一炮而紅，其影響力遠超美國的范圍，中國顯然也長期重視軟實力建設。

奈在其理論中將國際政治分為三個面向，分別是軍事實力層面；經濟實力層面；以及權力已經廣泛分散、重新分配的第三層面，也就是文化、價值觀等“軟實力”的范疇。在2004年出版的《軟實力》（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書中，奈完整闡釋了他的理論。當時正值小布什悍然發動飽受爭議的伊拉克戰爭不久，奈對這種明顯偏重“硬實力”的對外政策頗有微詞。他很有針對性地指出“許多政治領袖仍然完全只關注傳統的軍事手段，他們是三層賽局中的單向選手”。

顯然，“軟實力”理論是奈為當時的美國提出的，旨在因應新時代背景下國際政治“三層賽局”的戰略理念。在他看來，光靠軍事力量已經很難維持美國的全球地位，長遠來看，“軟實力”有助于美國贏得未來。

奈在書中還進一步發展了同年由美國學者蘇姍妮·諾瑟（Suzanne Nossel）在《外交事務》提出的“巧實力”（smart power）概念，提出將強調脅迫和收買的“硬實力”與強調說服和吸引的“軟實力”相結合，兼具二者優點于一身的整體性戰略，此即后來得到希拉里等人力推的“巧實力戰略”。

可以說，“巧實力”的概念和近期外媒熱炒的“銳實力”已經有相當程度的重合，只是說法客氣了很多。

更值得玩味的是，前述外媒使用“sharp power”這個概念時援引的一般是近期美國民主基金會的報告，那份報告稱中俄兩國以分化、干擾與操縱，而非吸引和說服，來塑造全球輿論和認知。然而，“sharp power”以前可不是這個意思。

同樣在2004年，外交關系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資深學者沃爾特·米德（Walter R. Mead）在他的書中提出了“四種力量”，分別是“sharp power”，“sticky power”，“sweet power”和“hegemonic power”，前三種力量分別對應軍事（地緣政治）、經濟（地緣經濟）及軟實力，三種力量形成合力，就可形成維護美國霸權的“支配力”（hegemonic power）。事實上，米德的理論和奈的“國際政治三層賽局”有明顯的呼應（二人都長期作為CFR會員），而他提出的“銳實力”（sharp power）反而更接近奈的“硬實力”（hard power），指向軍事及地緣政治力量。

無論如何，這套各種“power”的理論，基本都是美國學者創造，為美國的國家利益、外交戰略服務的。而為國家戰略提供理論支撐、創造話語體系、主導國際關系議程設定，長期以來都是美國智庫的看家本領，可謂公開的秘密。

由此觀之，這次的“銳實力”炒作更像是針對目前國際形勢的“舊瓶裝新酒”，只是把十幾年前智庫學者對“維護美國霸權”的戰略建議改頭換面，用以提醒西方各國“提防中國”。所以，“銳實力”并不是什么一夕而成的概念，背后反映著深刻的國際政治變遷。

中國到處“購買”影響力？

相比最近的“銳實力”，美國智庫和媒體更常用的一個概念是更中性的、相對于“地緣政治”（Geopolitics）而言的“地緣經濟”（Geoeconomics）。

外交關系協會（CFR）甚至在2002年設立了地緣經濟研究中心（Maurice R. Greenberg Center for Geoeconomic Studies）,旨在結合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外交政策研究。這一中心自成立以后，在CFR歷年中國研究中扮演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以CFR在2015年出版的一篇重要中國研究報告（協會特別報告72號：《修正美國對華大戰略》）為例，報告將“地緣經濟”解釋為“使用經濟工具來實現地緣政治目標”，并稱中國為世界領先的地緣經濟實踐者（the leading practitioner of geoeconomics）。在報告作者看來，中國正在積極利用經濟的力量對亞洲乃至全球施加政治影響，而美國卻還未能認真應對。

在這種視角之下，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對海外的投資和援助，乃至近期的“銳實力”爭議中涉及的資助美國智庫、大學，無疑都會被視為通過經濟手段達成政治目的的行為。

現在，從不少外媒關于中國的相關文章也能看到這一概念的痕跡。近期《太平洋月刊》（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標題就用了簡單粗暴的“購買影響力”（buy influence）說法，作者聲稱中國正在通過對“不自由國家”的慷慨援助來排擠美國的軟實力。

《大西洋月刊》文章稱中國用經濟手段增加影響并削弱民主體制

CFR在12月中也發表文章，直指中國對美國傳統盟友的“滲透”。研究員庫蘭斯基（Joshua Kurlantzick）指出，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近年來在經濟來越來越依賴中國，在他看來，中國正在通過經濟和文化戰略，越來越大膽地對澳洲施加影響，甚至震動該地區的國內政治。

近期澳總理特恩布爾聲稱中國“干涉”澳內政的風波便以此為背景。澳大利亞安全情報組織（ASIO）在2016-2017的年報中向議會報告，他們相信和北京方面有密切聯系的商人們持續為該國兩大黨提供資金，并在國內推動親中的觀點。他們認為這種“外國政府在本國的影響力擴張，已經構成對澳大利亞主權和國家機構完整，乃至公民權利的威脅。”這一系列言論也已經對其他西方國家造成影響，掀起一波反中國“滲透”的輿論浪潮。

不過，澳大利亞的劇情很快發生反轉。特恩布爾很快受到來自本國企業及選民的壓力。澳大利亞商人擔心澳大利亞會因為總理的“反華言論”受到中國人的抵制，從而損害中澳經濟關系。而后特恩布爾自己也承認，在一個關鍵悉尼選區的選民們已經對不斷惡化的中澳關系感到擔憂，這使其及執政黨在國內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種種壓力之下，才有后來特恩布爾在電視節目中提及自己的孫女會用中文叫“爺爺”的橋段，以此否認自己“反華”，向中國示好。

劇情顯然不是一面倒的簡單，正如指出“中國滲透”的庫蘭斯基自己也在文章中提到，據民調，澳大利亞人對中國的好感度不斷提升，新西蘭人甚至希望選擇中國而非美、英來發展更密切的雙邊關系。當地民眾對中國在“軟實力”方面的這些努力更多持友好、積極的態度。

顯然，由于在軍事和經濟上分別倚重美中兩國，使得這些熱衷于發展對華貿易的美國盟國，其內部在對待中國的態度上出現了意見分裂，不止官方在對華立場上搖擺不定，而官方和民間的觀感也存在一定落差。不過，兩國關系好壞，當事國民眾自有感受，美國人總不能替澳洲人表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