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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勝算幾何？

不過，從當前的政治環境乃至過往的先例可以預想，華為若要勝訴并不容易。

其實“禁令”（prohibition）在美國歷年《國防授權法》中是一個常見的條款類別，近幾年更是一個高頻詞，過去也曾有不少國家被列入條文。只是像今年的889條這樣直接點名具體公司的情況非常少見，算得上先例的應屬2018財年的《國防授權法》第1634條點名俄羅斯“卡巴斯基”（Kapersky Lab）。這一條款被置于“網絡空間相關事務”副標題下，旨在禁止美國政府機構使用與這家俄羅斯網絡公司相關的產品和服務。

（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第1634條截圖）

后來，卡巴斯基就這項禁令提出訴訟。但初審與上訴法庭均駁回訴訟，法官稱，禁用該公司的產品，是出于保護政府計算器不受俄羅斯入侵，是預防性而非懲罰性的措施。

那么，美國國會這次亦可能搬出“預防性”說法，同樣也可以很難說清楚的“國安”威脅為由辯駁。有所不同的是，當時對卡巴斯基禁令從涵蓋的實體到行為都遠不如今年889條的“打擊范圍”大。另外，相比曾經主要被美國政府機構在計算機中使用的卡巴斯基，華為的影響還涵蓋了美國企業、民生經濟，事關美國消費者的利益。從這個角度來說，華為和美方談判的空間，包括條文的修改空間較大。

事實上，像今年的《國防授權法案》這樣摻雜了“其他事項”的龐大立法工程，即使整體成為法律，但不同條文的效力未必相同。以法案第1258條“國會對于臺灣的意見”（Sec.1258. Sense of Congress on Taiwan）為例，條文使用的語氣就更多是一種建議而非命令。尤其是被歸于“其他事項”而非國會確實掌握的財政權范圍之內的事務，法律的具體執行就更難規范。

關鍵時代，華為邁出的“第一步”

華為起訴書聲明部分在開頭引用了《聯邦黨人文集》來說明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們對立法權被濫用的擔憂。他們認為“立法部門到處擴展其活動范圍，并將所有權力匯集到其魯莽的漩渦中”。所以，“人們應該喚起他們所有的守護之心，并用盡各種預防措施，來阻止這個部門野心的擴張。”

這當然十分符合針對國會立法問題的質疑。然而，如今的情形已經超出美國立國的時代背景：民主向來是“有邊界”的，而一旦“國安”這張牌被打出來，就不再是法律，而是政治的范疇。

目前美國國內政治的情況恰恰是建制派認為特朗普正在破壞美國的立國精神和三權分立原則，因而以國會為大本營號召美國民眾“守護民主體制”。就在2月，特朗普為了修墻揚言宣布“國家緊急狀態”便引發軒然大波，主流媒體紛紛控訴“膨脹的行政權力”，指責特朗普超越職權對國會的“錢袋子”下手。

也就是說，如今特朗普與國會之間本來就存在權責爭執，彼此都覺得對方“權力膨脹”。前者因為受到國會的約束而大為光火，后者則試圖通過最大化立法的權利來“制衡”總統，增加決策影響力。

其實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的立法已經是白宮和國會兩院妥協的結果。在特朗普希望為中興重開綠燈之后，白宮力主在定案中刪除“恢復對中興禁售令修正案”，這一舉動引發國會民主黨人和部分共和黨人的強烈批評，認為總統對中國示弱。

（美國六大情報機關負責人在參議院呼吁美國人抵制中興和華為產品，資料圖）

因而，可以預見的是，此次華為的起訴，乃至未來相關法案的走向，將和中美貿易談判乃至美國2020大選的進程相關。畢竟，特朗普團隊的偏好是重要變量，而白宮和國會在不同立場之間的相互折沖將直接影響整個議題的后續發展。

總的來說，目前中美處于“權力轉移”的關鍵時期，而美國自身也處于國內政治相對波動的階段。中美需要通過長時間的相互磨合、理解，才能推動雙邊關系積極前行。

如今，中美經濟的相互依存已是兩國關系的重要壓艙石，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生動地用“中美國”（Chimerica）來形容這組關系，這也是人們對未來中美關系不至于悲觀的理由。

而中美實力對比日益接近的同時又伴隨著中美經濟往來的日益密切，這種情況之下，雙邊經貿摩擦難以避免。而逃避不能解決問題，唯有共同尋求解決之道。

如今，熟悉國外政治環境和法律體系，尊重法律且能夠運用法律維權，已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必經之路。

從這個角度來說，華為基于美國憲政體制和話語體系的合法上訴，不論對其自身乃至中國企業，都邁出了有意義的第一步。而這一案例本身，也是中美摸索新的互動方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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