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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2017屆畢業典禮在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舉行。該院張維迎教授，作為教師代表發表了題為《推動和捍衛自由》的演講引起不少人的關注。張教授廣征博引，引經據典，論證“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和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使中國變成一個創新型國家”。

然而從站在科研一線、日夜拼搏的理工科人的角度看，科技創新的規律遠不像張教授斷言的“自由”與“創造力”之間線性、必然的邏輯關系那么簡單，其羅列的數據，似乎也無法得到科學常識和世界科技發展史的佐證，值得商榷。

“問題顯然出在我們的體制和制度。創造力依賴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動的自由。中國體制的基本特點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殺人的創造性，扼殺企業家精神”，張維迎教授充滿激情地說，“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項重大發明中，沒有一項來自中國”。

張教授縱貫幾千年，借古喻今，不僅表達對“中國體制”的不滿，更是在鞭策即將走向社會的北大學子認識到“自由”的無比重要性，可謂用心良苦。張教授以“不捍衛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稱號！”作為演講的結束語，明顯是要人為地為北大年輕學子的心頭刻上北大自由衛士的印記。

有些北大學人崇尚自由主義的學風，天馬行空，獨往獨來，也不失為一種風范。自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一，捍衛自由更是理所當然。然而，一名經濟學教授，僅憑自己對科學的理解，“發明創造”出自認為亙古不變的“自由與創造力”定律，并在北大畢業典禮上試圖強加給學生，更赤裸裸地“威逼”稱“不捍衛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稱號”，本身似乎就已經背離自由主義的精神。

北大什么反應，筆者寡聞，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北大官方、北大主流民意，北大理科界對張教授“創造力”邏輯反饋的文章。作為一個畢業許久的“清華人”，斗膽冒昧地從理工科的角度談一點看法。

“自由”與“創造力”的邏輯關系

2017年2月15日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與華爾街日報共同發布的《2017經濟自由度指數》(2017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香港連續23年登頂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位置，臺灣自由度排名第11名。2016年美國媒體曾這樣報道：《全球人類自由指數 香港奪冠 中國幾乎墊底》，在這個自由指數排名中香港第一，新加坡位居第二，臺灣保持第14位，中國大陸排名第144名，墊底。

如果“經濟自由度”是衡量一個經濟體“自由”程度的指標，那么依據張維迎教授的“自由與創造力定律”，兩岸三地的“創造力”，至少是經濟/商業的創造力，勢必與這個“經濟自由度指數”有某種相關性。然而，事實證明，近幾十年在經濟上取得驚人成就的恰恰是中國大陸，深圳的新興產業蓬勃發展，香港臺灣則乏善可陳。

自由與創造力的邏輯鏈條在西方眼中最自由的經濟體身上就已經發生了斷裂。

1. 科學創造和“自由”有多大關系

也許有人會分辯：那個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度”的排名，和張維迎說的“自由”不是一回事，近年來快速崛起的深圳那些高科技企業，也不見得有多少“商業創造力”。那好，就讓我們把商業創造力、企業家精神統統放到一邊，回到大眾心中更容易與“創造力”掛鉤的科技發明上。

張教授認為，“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項重大發明中，沒有一項來自中國”，而且歸罪于“中國體制”。那么中國香港、臺灣的制度與內地/大陸不同，算不算“中國體制”？港臺為何并沒有如張教授所預期的，激發出偉大的“創造力”，為人類重大發明有所貢獻？還是說，張教授認為港臺有重大發明，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莫非張教授的“自由與創造力定律”不適用中國香港、臺灣？

其實每當論及絕對自由，世人第一個想到的必是比港臺更“自由”的索馬里，那里無政府，奢談計劃經濟，完全沒有“限制人的自由，扼殺人的創造性，扼殺企業家精神”的體制性障礙，思想、言、行都可以自由的飛翔，按照張維迎教授的定律，索馬里才應該是人類“創造力”的天堂？

2. 中國經濟學人不學習現代科技發展規律的常識？

張維迎稱“牛頓花了30年的時間發現了萬有引力，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搞明白了萬有引力定律”。作為一個經濟學教授，搞明白萬有引力定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值得稱道。然而任何一個科學工作者，真正想搞明白現代科學創新的機理，不深入科學實踐坐幾年科研冷板凳，很難理解什么是科學“創造力”。

日前一篇有關核能的一項技術創新的報道《我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三代核電技術CAP1400研發成功》，比較具體地反映出現代科技創新意味著什么。

從報道中可以看到，現代科技創新意味著：首先，要繼承前人的技術積累，“我國引進消化吸收美國三代核電AP1000技術”，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攀登得更高；

第二， 擁有相關的工業基礎，產業鏈條，和專業技術人才的儲備，“全國200多家企事業單位、兩萬多名科研人員、長達九年的共同努力”；

第三， 巨額資金投入，“在國家重大科技專項支持下”；

第四， 中國特色，公有制政府強大的配置資源、整合集成能力，“在國家能源局牽頭組織、國家核電牽頭實施下，包括上海電氣、中國一重、東方電氣、中核、中廣核、中核建、三一重工、寶銀、沈陽遠大、江蘇海獅等150余家國有企業及民營企業；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浙江大學等10余家國內知名高校；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中核武漢核電運行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等30余家研究院所，近2萬多名科研技術人員均參與到CAP1400研發工作中”；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市場需求。

正是由于國家正確的產業政策和新中國建國以來擁有戰略意義，不斷延續的一個又一個五年計劃，公有制高效配置資源和政府強大集成能力，才有中國核電技術像中國高鐵一樣的跨越式發展，并開始向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出口中國知識產權的核工業產品，在競爭激烈的國際核能市場擁有話語權和強大的市場競爭力。中國自主知識產權技術的趕超直接或間接導致美國西屋核能技術受到空前挑戰，波及經營領域，終于在東芝并購數年后走到了破產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