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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美國還會是曾經的美國嗎？

在俄烏沖突的問題上，時間可能并不在歐盟一邊。

烏克蘭在俄烏沖突爆發兩年以來，能夠與俄羅斯打個棋逢對手，除了自身的意志和軍事能力之外，最大的助力因素還是來自美國的軍事援助。這也是一些觀察者在這場沖突中嗅出了“代理人戰爭”的原因。根據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ifw）的統計，美國從2022年1月24日至2023年10月31日，已經為烏克蘭提供了439億歐元的軍事援助，遠遠超過包括德國在內的任何其他西方國家。[4]

但是，美國在社會極化和撕裂、共和黨和民主黨為2024年總統大選進行惡性競爭的背景下，已經出現了對烏援助的疲憊現象，不少美國人質疑：在存在大量國內問題的情況下，為什么美國還要源源不斷地支持烏克蘭？為什么歐洲人不自己承擔支持烏克蘭的責任？

美國總統拜登受到內政的掣肘，在兌現對烏克蘭的承諾上面對難以預測的反復。2月7日，美國參議院——尤其是受到特朗普催促的共和黨參議員——投票否決了現政府包括對烏克蘭600億美元援助在內的“安全援助法案”。雖然參議院8日經過再次投票，同意就法案展開討論，但法案其后在眾議院的命運依然處于未定之天，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已經表達了鮮明的反對態度。[5]

2月10日，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南卡羅來納州的一場競選集會上表示，會“鼓勵”俄羅斯對未履行財政義務的北約盟友“為所欲為”。視頻截圖

特朗普本人對于支持烏克蘭、交惡俄羅斯毫無興趣，他也完全不掩飾自己的立場。就在俄羅斯總統普京接受美國右翼編輯卡爾森（Tucker Calson）對話時稱“戰爭可以在幾周內結束”的第二天，[6]特朗普在南卡羅來納的共和黨總統投候選人提名競選活動中,稱“我們必須解決這場戰爭，我將解決這場戰爭”，因為支持烏克蘭已經耗費了美國人“數千億美元”。[7]不僅如此，特朗普還稱曾經告訴某位歐洲的北約盟國領導人，后者如果沒有兌現北約成員國的防務開支承諾，將不再得到美國的保護。[8]

特朗普的此番表態令歐盟盟國輿論一片嘩然。在未來的幾個月內，美國的內政發展能夠阻止歐洲人的“特朗普噩夢時刻”（Trumpmare scenario）成為現實嗎？

毋庸置疑，烏克蘭問題，或者說特朗普一旦再度入住白宮之后美國是否繼續支持烏克蘭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涉及美國內政，而是成為歐美跨大西洋關系或西方陣營的團結，以及歐洲未來方向的試金石。

德國能夠成為領導力量嗎？

事實上，德國已經成為歐洲向烏克蘭提供最多援助的國家，以及北約內部繼美國之后的最大軍備提供者。按照德國政府的統計，從2022年2月24日至2023年12月13日，德國官方向烏克蘭提供的難民、軍事、基礎設施、重建、財政、教育和醫療等領域的援助高達278億歐元，其中軍事援助為2022年20億歐元、2023年54億歐元，并且還對未來的軍事援助做出了105億歐元的承諾。[9]

盡管如此，德國和歐盟也十分清楚，沒有美國的軍事和財政支持，烏克蘭在與俄羅斯的軍事對抗中沒有勝算，歐洲各國甚至無法兌現對烏克蘭的軍備援助承諾。

為此，德國總理朔爾茨特地飛往華盛頓，拜會美國總統拜登和國會議員，展現德美團結的力量，為美國和歐洲繼續支持烏克蘭造勢。行前，朔爾茨2月7日在美國《華爾街日報》上發文，稱“我們必須要盡一切努力阻止俄羅斯獲勝”，因為“如果我們不作為，我們不久將面對一個比冷戰更不穩定、更有威脅性和更加不可估測的世界”。[10]朔爾茨在與拜登會談時呼吁美國國會通過對烏援助法案，拜登也感謝德國在援烏中“從一開始就展現的領導力”。[11]

不得不說明的是，美國和德國目前面臨一個共同的困局——或者說同時陷入了兩場既與國際政治、又與各自的國內政治密不可分的軍事沖突：俄烏沖突與巴以沖突。

在美國，是否繼續援助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關系，成為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黨爭話題，巴以沖突則暴露了美國社會內部左翼進步主義和右翼保守勢力之間的“文化斗爭”。在德國，雖然支持烏克蘭屬于社會共識，但是數以百萬計的烏克蘭難民進入德國，并且享受遠遠高于其他國家提供的難民待遇，也在民間引發了疑慮和不滿。

當地時間2月9日，德國總理朔爾茨訪美，與美國總統拜登會談。圖自美聯社

曾經有一位德國媒體編輯在訪談節目中，公開說出了德國民眾的感受：大家不太理解的是，這些烏克蘭難民雖然值得同情，但是他們難道不更應該回到自己的國家、為保衛自己的國家而戰斗嗎？為他們提供資助當然是必須的，但是他們難道不應該為獲得資助而有所付出嗎？

在德國經濟面臨衰退、社會矛盾層出不窮的局面下，德國繼續加大力度援助烏克蘭，就將相當一部分民眾推向民粹和右翼勢力，進而發展成具有撕裂社會共識潛力的話題。極端右翼的德國選擇黨（AfD）之所以在德國民調支持率中高居第二位，而且在德國東部個別聯邦州的支持率甚至高居首位，很有可能在今年東部三個聯邦州選舉中成為引發憲政危機的因素，就與難民話題密不可分。

至于巴以沖突，或者說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發動恐襲之后展開的激烈報復，則是動搖了德國作為立國之本的社會共識：德國由于在歷史上犯下了屠殺猶太人的惡行，所以在二戰后發展出“以色列的生存是德國國家意志”的反思性敘述，進而從二戰后國際政治的“棄兒”演化為“正常國家”、甚至是所謂價值觀的“模范國家”。但是，當下的德國如何在歷史（無條件支持以色列）、原則（德國現政府號稱的“價值觀外交”）和現實（尤其是以色列軍事行動造成的大量婦孺死傷）之間維持自身敘述的合理性和可信度？

面對以上遠遠超越政治、經濟或者社會單一層面的挑戰，德國能否在美國退出的情況下接過西方領袖的旗幟，并不是一個可以簡單得出答案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