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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胡毓堃】

一、東道主優勢：舉辦大型賽事的僅有動力

與以往一樣，每逢奧運會期間，“東道主優勢”成為了公共輿論中的熱詞。

不看具體賽事，本屆東京奧運會剛剛過半時，東道主日本所斬獲的金牌數已經超過了其在上屆里約奧運會贏得的金牌總數（12枚），穩居金牌和獎牌榜前列。

當然，這一現象絕非東京奧運會獨有：此前的2016年里約奧運會、2012年倫敦奧運會、2008年北京奧運會，作為東道主的巴西、英國、中國，分別獲得的金牌和獎牌數也異乎尋常地“猛漲”。

而在1952年至2012年期間舉辦的16屆夏季奧運會中，東道主國家相比于前一屆奧運會的獎牌平均增量高達20.1枚，而金牌平均增量達到了10.9枚。除了1980年和1984年夏奧會因為美蘇領銜部分國家互相抵制，導致對手獎牌數量異常暴漲外，多數奧運會舉辦國的獎牌增量均達到兩位數，增幅從30%到45%不等。

難怪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在倫敦奧運會期間，感慨英國井噴式的獎牌增量時說：“舉辦奧運會的一個好處是什么？（拿到）更多獎牌?！?

1952年至2012年，奧運會東道主國家相比前一屆賽事的獎牌增量列表，來源：FiveThirtyEight

獎牌數量的暴增，意味著東道主在獎牌榜上的“排面”。事實上，截至里約奧運會結束，在已舉辦的28次夏奧會中，東道主16次位列金牌榜前三，9次在家門口奪得金牌榜榜首。

截至2016年里約奧運會，歷屆夏奧會主辦國獲得獎牌及獎牌榜排名情況，黃色代表該國為金牌榜第一，來源：Wikipedia

除了奧運會，在世界杯等大型國際體育賽事中，東道主主場作戰“超常發揮”的現象也屢見不鮮。正因為如此，國際體育界普遍的共識便是：東道主國家的真實競技實力并不匹配其在家門口取得的成績和榮譽，而一旦從東道主變成了客場參賽國，便被一夜之間“打回原形”。

2002年在家門口進入世界杯四強、卻在2006年德國世界杯小組賽被淘汰出局的韓國隊，便是明證。

然而，一旦了解了競技場上和場外的因素，東道主國家的“成績加成”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首先，本土作戰意味著運動員在一個完全熟悉的環境下備戰、競技：熟悉的場地、熟悉的天氣、熟悉的生活氛圍、熟悉的飲食起居、沒有長途旅行和時差之虞。

相比之下，對于不適應環境的外國運動員來說，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7月30日的一篇報道標題便可描述他們的感受：“又熱又濕的天氣，令東京夏奧會成為奧運會歷史上最糟糕的一次?！逼渲?，不少歐洲國家運動員的不良反應更是明顯：

俄羅斯奧委會的女子射箭運動員斯維特蘭娜·貢博耶娃曾在資格賽期間無法忍受高溫而暈倒；西班牙女子網球運動員寶拉·巴多薩更是在女單四分之一決賽中因中暑而突發心臟病，被扶上輪椅退賽；寶拉的同行，世界排名第二的俄羅斯男子網球運動員丹尼爾·梅德韋杰夫更是發出了“如果我死在球場上，誰來負責？”這一靈魂拷問。

與此同時，主場同胞的支持，更會給本國運動員營造一種家的感覺。即使在疫情之下，東京奧運會比賽空場舉行，日本運動員也能感覺到身邊無處不在的同胞支持。在現場滿座的常態情況下，觀眾的助威聲既是給本國運動員打氣，也能向對手甚至裁判施壓。

此外，根據國際奧委會的規定，東道主國家不僅可以參加當屆奧運會的所有比賽項目，而且還可以申請在當屆奧運會增加新的比賽項目。這樣，東道主國家便可選擇本國運動員擅長、在當地傳統深厚、歡迎程度高的項目提出申請。參加的比賽項目多了，其中更有自己擅長的運動，自然增加了爭金奪銀的幾率。

例如，本屆夏奧會，無論是重回奧運會比賽項目的棒球、壘球，還是第一次加入奧運大家庭的空手道，均是日本的傳統優勢運動。其中日本女子壘球隊已經戰勝美國、贏得金牌。

如果說上述東道主優勢尚且屬于其它國家可以理解并接受的范圍，那么裁判/評委在比賽中偏向東道主的評判，則是更加直接、也更難以被他們所容忍的因素，尤其是在那些受到裁判/評委影響更直接、更顯著的項目比賽中。

早在2007年，哈佛大學文理學院心理學系的研究就表明，在1992年至2006年舉行的5000場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比賽中，裁判更有可能把點球判給主場作戰的球隊。而美國《體育畫報》在2011年1月17日這一期發表的文章更是指出，比賽官員和裁判的偏向性待遇，才是主場隊伍的真正優勢所在，因為他們往往在不經意間，便在心理上受到主場觀眾的影響。

本屆夏奧會期間，體操、乒乓球、羽毛球等比賽項目中的評委/裁判爭議判罰，便成為眾矢之的。這一現象的常態化背后，則是一個令國際奧委會頗為尷尬的現實：如果沒有競技成績和獎牌榜上的“回報”，便難以找到承辦奧運會的“動力”，因為除此之外，舉辦奧運會也沒什么別的確定性回報。

對于一個國家和城市來說，除了競技因素，舉辦奧運會所設想的意義主要在于：提升國家和城市的形象、影響力、知名度；通過城市軟件和硬件建設，刺激旅游和經濟發展；通過舉辦大型國際賽事，實現該國和地方政府需要的政治意義。

然而，據牛津大學2020年的研究成果表明，自1960年羅馬夏奧會以來，每一屆奧運會的支出都嚴重超出預算，支出占預算比高達172%，可謂所有大型項目建設中“超支最嚴重”的一項：里約夏奧會超支60億美元，索契冬奧會超支400多億美元，倫敦夏奧會超支130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