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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嚴重的超支，僅憑國際奧委會的投入無法抵消，而預期的本地經濟收益更無法抵消。1932年以來，奧運會舉辦城市要想“回本盈利”，至少得等50年。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之所以能成為“商業辦奧運”的典范，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洛杉磯使用的多為已有的資源和設施，并未過多投入新的建設。但這只是一個特例。

美國史密斯學院經濟學教授安德魯·津巴利斯特多年來研究奧運會的經濟效益，他對奧運會舉辦價值的研究與質疑，甚至成為不少城市退出申辦的重要依據。據他預計，東京奧運會將至少虧損350億美元，因為很多場館只是為了奧運會而興建，本就沒有經濟價值，奧運會后只會淪為無用的“白象”。

經濟上不劃算，先后舉辦了世界杯和里約奧運會的巴西政府甚至因此遭遇了政府信譽危機，所謂以舉辦大型賽事走向世界大國的希望更是成為泡影。在這種情況下，舉辦奧運會等大賽，已經成為眾多發展中國家難以承受之重，而美國、英國、日本、法國等有限的發達國家和倫敦、東京、巴黎、北京等有限的實力派國際大都市多次舉辦奧運會等大型國際賽事，似乎也成為了必然。

迄今為止，舉辦過夏奧會的國家均為老牌發達國家和G20新興大國，而且一些國家和城市曾重復舉辦，來源：Wikipedia

對于這些有實力的國家和城市來說，多次舉辦奧運會，其政治、經濟、社會等場外意義上新的“邊際收益”必然會逐漸遞減，甚至是不確定的。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競技場上的“照顧”與“紅利”，它們還有何動力投入如此巨額的成本，重復當國際奧委會的“接盤俠”？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不太光彩的“東道主優勢”，已經成為吸引各國家和城市舉辦奧運會唯一確定的“誘惑”了。因此，比賽中對東道主的照顧，成為利益相關方心照不宣的默契，自然也不奇怪。

二、賽場上要爭取勝利，國際組織亦不能“重在參與”

事實上，國際競技體育的競爭，從來都是在場上和場外兩個賽場進行。而場外競爭最重要的賽場，就是國際體育組織。

作為國際綜合和單項體育組織，國際奧委會、國際足聯、國際籃聯，甚至其下屬的各大洲體育組織，在競技規則制定、賽事賽制安排、賽事舉辦地、比賽官員與裁判安排、資源分配等方面擁有主導權，可謂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各參賽國家的命運。

因此，當本屆奧運會體操比賽出現評委評分爭議后，國內輿論自然將矛頭指向了國際體操聯合會的日本籍主席渡邊守成。

當然，不能因此而無端揣測、推定國際體操聯合會高層人員暗中影響了比賽賽制安排和評委評判，從而使某些國家獲利。但積極參與國際體育組織，參與并影響決策制定，“朝中有人”，的確有利于用合理的方式保障本國參賽隊伍的合法權益，為本國在國際比賽中創造更好的參賽環境和機會。

這一點，廣大中國足球迷無疑感觸頗深：20年前，中國男足歷史性地從世界杯亞洲區預選賽出線，獲得決賽圈參賽資格，便是一個難得的成功案例。

當屆世界杯，亞足聯歷史性得獲得了4.5個參賽名額，由于日本、韓國是世界杯東道主，無需參加預選賽，自動帶走兩個名額，其它球隊便要爭奪剩下2.5個名額（其中獲得0.5個名額的球隊要和一支歐洲區球隊舉行附加賽，爭奪最后一個參賽資格，成功概率極低）。當時的亞洲足球格局，便意味著中國需要和沙特阿拉伯、伊朗爭奪兩個直接晉級的名額。

對于當時世界杯亞洲區預選賽十強賽的參賽球隊，亞足聯原計劃按照之前三屆世界杯和前兩屆亞洲杯成績進行折算、分檔，作為分成兩組的依據。然而，在抽簽分組前一天，國際足聯主席布拉特突然提出，要根據前兩屆世界杯和前兩屆亞洲杯成績分檔，這便意味著中國隊無論分到哪一組，必將和沙特或伊朗同組，想以小組第一獲得直接晉級名額困難極大。

在此情況下，時任亞足聯副主席、亞足聯競賽委員會主席、精通英語、中國足協最權威的“外交專家”張吉龍，第一時間與時任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通電話，緊緊抓住“國際足聯無權干涉亞足聯內部事務”的原則，要求面見布拉特，使其收回成命。經過直接溝通，維拉潘提出親自向布拉特“進諫”。

最終，在2001年6月1日于曼谷舉行的抽簽儀式，采用了亞足聯原先主張的分檔、抽簽原則，將沙特和阿聯酋列為一檔球隊，而中國與伊朗同為二檔球隊。成功避開“苦主”伊朗的中國隊（同檔球隊不同組），又抽出“上上簽”，避開了沙特，與阿聯酋、烏茲別克斯坦、卡塔爾、阿曼同在B組。隨后，國足抓住良機，并提前兩輪鎖定小組第一，終圓世界杯夢。

張吉龍的外交工作，對20年前中國男足打進世界杯功不可沒，他本人也在2018年獲得了亞足聯最高榮譽——“亞洲之鉆”獎，成為中國足球界獲此殊榮的第一人，圖源：CGTN

中國足球的這次勝利，其實是競技與外交兩個賽場的雙重勝利。這段歷史成為中國足球外交的典范，而球迷口中的“龍哥”，也因為這次“上帝之手”的功勞而載入中國足球的史冊。

除了張吉龍，當時中國足協還有6人在亞足聯任職，其中時任亞足聯另一核心部門——裁判委員會副主席的張建強，對于當時國足出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至少20年前的十強賽，中國隊并不會像后來那樣不時被裁判“穿小鞋”；而陸俊能在第二年成為執法世界杯的中國籍主裁判第一人，自然與“朝中有人”息息相關。

遺憾的是，中國足球外交的黃金時代轉瞬即逝，而在張吉龍忙于北京奧運會籌備事宜、無暇顧及中國足球的2007年和2008年，中國男足先后進入亞洲杯和世界杯預選賽的死亡之組，更曾多次因為裁判因素窩囊輸球。隨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與中國足球的持續衰退相伴的，則是中國足球在亞足聯和國際足聯話語權的淪喪。

更嚴峻的問題是，除了競技水平偏弱的男子足球，中國在競技水平頗有競爭力的優勢運動中，也面臨著這種“朝中無人”、話語權不強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