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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胡毓堃】

一、“鬧劇”的緣起，不止是那個商人

10月18日至25日，土耳其與西方世界在短短一周內上演了一出全球矚目的“外交風波”。

先是美國、德國、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荷蘭、新西蘭、挪威、瑞典10國駐土耳其大使館發表聯合聲明，呼吁土耳其釋放被其指控參與2016年該國未遂政變的土耳其商人奧斯曼·卡瓦拉（Osman Kavala）。但當他們習慣性地就土耳其違反“普世價值”的行為再度試圖施壓時，恐怕沒有想到土方的回應會如此激烈：

10月19日，土耳其外交部召見了上述10國駐土大使，譴責他們干涉土耳其司法系統，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

10月21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訪問非洲的回程飛機上對隨團媒體表示，“我們無法接待這群人。輪到你們來說教土耳其了嗎？你們以為自己是誰？”

10月23日，埃爾多安在出席活動時宣布已指示外交部長盡快宣布10國大使為“不受歡迎的人”，指責他們“無禮”，聲稱“他們不再了解土耳其的那天，就得走人”，引起了現場群眾歡呼。

看著埃爾多安可能要來真的，看似“來勢洶洶”的10國也迅速“服軟”。兩天后，美國駐土大使館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發表聲明稱“美國指出其遵守《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第41條（即不干涉他國內政）”。很快，其它國家要么轉發美方聲明，要么發表類似聲明，埃爾多安旋即表示土耳其不再將10國大使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土耳其發出“驅逐大使”的威脅后，美國駐土大使館在社交網絡上發表的聲明，來源：美國駐土大使館官方推特

乍一看，引發這一輪外角風波的是奧斯曼·卡瓦拉一人。然而，這位土耳其商人及其近期的遭遇并不尋常，而西方10國此時發難，也是并非偶然。

卡瓦拉出自煙草貿易商家庭。1982年，25歲的他因父親去世而放棄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回到土耳其接手家族生意。此后20年，他在土耳其的電子與通信行業頗為活躍，率先將康懋達64家用電腦、手機等電子產品進口至土耳其，擴大了家族生意的版圖，成為名副其實的成功商人。

與此同時，他在出版行業也頗為活躍。據美國《紐約時報》報道，1980年土耳其軍事政變后，他在1983年便與人聯合創立了“?leti?im Yay?nlar?”出版社，發行親民主理念的讀物。隨著該出版社不斷做大，也出版了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罕·帕慕克在內的一系列土耳其名家名作。此后，出版土耳其語版的《大英百科全書》更奠定了他在出版行業的地位。

“?leti?im Yay?nlar?”專注于發行親民主理念的讀物。來源：?leti?im Yay?nlar?

而支持瑞士歷史學家漢斯·盧卡斯·基瑟寫出《塔拉特·帕夏：現代土耳其之父、種族滅絕的設計師》一書（2018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表示卡瓦拉的支持“對我成功啟動研究至關重要”），進一步表明他始終關注土耳其的政治與社會事務，絕非一心只關注積累財富的純粹商人。

如此看來，卡瓦拉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便醉心于支持、建立非政府組織（NGO）也毫不意外：從致力于環境保護的TEMA，到關注歐洲和平、民主與人權的“赫爾辛基公民大會”，再到1999年伊茲米特大地震后將工作重心徹底放到NGO上，卡瓦拉與土耳其政治和社會事務的牽涉也越來越深，也因為其NGO事業被國際輿論戴上了“慈善家”的頭銜。

事實上，卡瓦拉真正開始與埃爾多安和土耳其政府產生過節，也是始于NGO。

在他支持、成立的眾多NGO組織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土耳其分會。開放社會基金會前身為開放社會研究所，是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創立的國際捐贈組織，為世界各地的公民社會組織提供資金支持，其明確目標在于推動司法、教育、公共衛生和獨立媒體的發展。而該組織的名稱，則受到了索羅斯的大學老師、著名哲學家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的啟發。

該組織的首頁便明確宣示了其要推動民主的目標，來源：開放社會基金官網

該組織在37個國家有分支機構，而比其規模和廣度更知名的，則是其在成立之初便發揮的影響力。“開放社會基金”的前身，便是索羅斯自1984年起，在匈牙利等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成立的基金會。用美國資深作家伯納丁·阿伯特·霍杜斯基的話說，這些基金會自創立之初便努力推動蘇東國家走出“發達社會主義”模式。

1993年，索羅斯在這些基金會的基礎上成立了開放社會研究所，從而更有力地支持位于俄羅斯與中東歐國家的索羅斯基金會。到了2010年更名為開放社會基金會后，該組織將其活動范圍擴大至全球。隨著該組織持續支持不少國家的異見和反政府組織，一些國家也開始對其有所警覺。波蘭、匈牙利等中東歐國家從政府到民間都有“去索羅斯化”的聲音，而俄羅斯更是在2015年禁止該組織在俄境內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