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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也不例外。卡瓦拉作為該組織在土耳其的代言人，頂著“土耳其紅色索羅斯”的頭銜，宣稱“推動司法部門適當作為、保護和擴大公民權利、支持公民社會組織與權利保護者，關注移民政策”，曾被埃爾多安點名批評，稱其謀劃、資助了2013年土耳其反政府抗議運動（“占領蓋齊運動”）。

持續數月的“占領蓋齊運動”聲勢浩大，影響廣泛，圖源：ZUMA/Rex Features

在此情況下，卡瓦拉于2017年被捕，開放社會基金會于2018年被禁止在土耳其活動，自然在意料之中。除了持續數月的“占領蓋齊運動”和2016年未遂政變，泄露國家機密也成為指控他的罪名。

自卡瓦拉入獄以來（共“三進兩出”），西方各國及國際組織便沒有停止對他的關注與聲援。2020年9月3日歐洲委員會部長理事會做出決議，要求土耳其立即釋放卡瓦拉，國際法律家委員會和人權觀察組織也做出了同樣的表態。

實際上，就在西方10國大使館集體發聲之前，歐洲委員會部長理事會便在今年9月給土耳其下了“最后通牒”：今年12月之前釋放卡瓦拉，否則便啟動針對土耳其的違規聽證程序。

由此可見，這10個國家的“突然”發聲其實并不突然，只是在埃爾多安的強硬回擊面前，有些“不堪一擊”。

二、“所謂的戰略伙伴”？本就“殊途不同歸”

土耳其與西方世界的不對付，當然不是由卡瓦拉所決定的。

無論是地緣位置、國家發展現狀，還是歷史傳統、價值觀念、政治制度、社會機制，土耳其與西方國家可謂完全不同。之所以成為北約成員國并至今被視為“重要的北約盟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冷戰背景下的地緣戰略需要（遏制蘇聯），以及當下特殊的戰略位置。

正因為骨子里的巨大差異，拜登政府上臺后的“美國回歸”政策、致力于恢復關系的盟友，并不包括土耳其。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在1月19日尚未正式上任時，便用貶義的口吻稱土耳其為“所謂的戰略伙伴”。此言的確不假，拋開形而上的意識形態與價值選擇不談，在只關乎現實利益的戰略層面，埃爾多安領導下的土耳其這些年也和西方漸行漸遠。

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今年1月29日發表的《美土關系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充滿危機》一文，便列出了拜登時期考驗美土關系的五大危機：

· 土耳其購買俄羅斯S-400導彈防御系統，2017年，在第一批S-400系統交付后，埃爾多安于9月26日在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的電視節目中表示，土耳其打算向俄羅斯購買第二批S-400系統，以及美國可能追加對土方的制裁。
· 敘利亞問題，土耳其長期以來將“人民保護部隊”等敘利亞庫爾德武裝視為土耳其反政府組織庫爾德工人黨的敘利亞分支，作為“恐怖組織”予以武裝打擊，而美國則要通過庫爾德人主導的“敘利亞民主軍”與“人民保護部隊”合作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 東地中海地區問題，隨著天然氣資源之爭升級，土耳其與同為北約成員國的希臘和歐盟成員國塞浦路斯關系緊張，雙方不時拉盟友舉行聯合軍演，導致局勢劍拔弩張，也令美國的協調難度重重。
· 穆罕默德·哈坎·阿蒂拉獲罪，美方認定這位土耳其國有的人民銀行副行長欺詐、幫助伊朗規避美方制裁，將其逮捕并判罪，而10月22日美國聯邦第二巡回上訴法院更是裁定該銀行應獲刑事犯罪起訴；在土耳其政府看來，這是干涉土耳其內政的“政治陰謀”。
· 埃爾多安近年來大力推行“伊斯蘭化”，打擊世俗主義者和其他異見人士、擴大總統職權和任職期限問題上，拜登政府一改特朗普時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可能加大對土耳其“民主倒退”的譴責與制裁。

2019年，俄羅斯將第一批S-400系統交付土耳其，圖源：ZUMA/TASS

與此同時，土耳其卡迪爾哈斯大學在10月7日發布的《2020年土耳其趨勢》報告更能說明問題：在土耳其國內各大民意調查中，美國被土耳其民眾視為對本國安全最大的威脅。

而在各類危機的背后，更是土耳其與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在“世界觀”上越發背道而馳。相比于土耳其國內的發展模式與道路，這才是西方近年來與土耳其難以良性互動的更重要因素。

美國被60.5%的土耳其人視為對本國安全最大的威脅。來源：卡迪爾哈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