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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近期，某高校教師性侵女生事件被公之于眾，性騷擾特別是性侵問題再次引發輿論關注。本文作者基于21世紀的三次全國總人口隨機抽樣調查發現：實際發生的性騷擾在減少，可是人們對于它的擔心卻在增加；利用職權的性騷擾其實很少；男人也在被性騷擾；相同性別之間的性騷擾也存在......總體而言，“反對性騷擾的話語”已經強勢介入日常生活，也反映出國民的主體建構與前者大相徑庭。雙方的沖突來源于中國社會中的權力、社會性別與性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出現了新的結構。特此刊發，以饗讀者。】

資料圖（圖/視覺中國）

一

反對性騷擾的思想與實踐，主要來自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美國。在《中國知網》上按照主題檢索發現，早在1988年，中國開始出現針對性騷擾的情況反映，到2013年3月，有關的文獻已達1095篇之多。其內容主要集中于立法與執法相關的討論；對于性騷擾的調查與案例報告很罕見，尤其是尚未檢索到全國總人口的隨機抽樣調查的結果。

那么，在21世紀的中國，性騷擾究竟有多少呢？到底有哪些類型呢？這是本文首先要解決的最基本的事實判斷的問題。進而，本文試圖解決兩個遞進層次的理論問題：

其一，性騷擾作為一種外來的概念，無論專家學者給出什么樣的定義，也無論這些定義的普及程度如何，中國人在回答自己是否可能受到或者是否真的受到性騷擾的時候，所運用的一定是他（她）自己對于性騷擾這個詞匯的理解，而且注定是千差萬別、莫衷一是。因此對于一個嚴謹的社會學者來說，不僅需要抽象地論述性騷擾的定義“應該”是什么，更需要去了解在中國人民的心中性騷擾“其實”是什么，也就是說，人們的主體建構究竟是什么樣。

其二，“反對性騷擾”已經成為一個主流話語，對于人們日常生活的介入也越來越強有力。那么它與人們的主體建構之間，究竟發生了什么樣的互動，又產生了什么樣的結果？

在筆者的主持下，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于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分別完成三次“中國人的性”的全國總人口隨機抽樣調查。調查對象是中國境內18~61歲、會講漢語、能識漢字的總人口。以城鄉差異、人口規模與離婚率等國家統計數據為分層指標進行多層等概率抽樣。初級抽樣單位（PSU）為縣級地理區域，終端調查點為城市社區與農村的行政村。在每個終端調查點中，按照居住者的總名單進行等距抽樣，再按照地理位置抽樣法抽取流動人口。三次全國調查的隨機抽樣誤差均不超過5%。

由于性調查的高度敏感性，筆者采用了如下實地調查方法：不進行“入戶抽樣”，不在家中訪談，而是直接抽樣到個人，邀請被訪者到筆者事先準備好的訪談室；保證每個訪談室中只有調查員與被訪者兩個人；禁止調查員訪談異性；在訪談開始之前就明確告知被訪者，筆者要詢問性生活的問題，而且允許拒絕回答任何一個問題或者中途退出；把調查問卷制成電腦程序，在調查員教導之后，由被訪者通過按鍵盤來獨自完成問卷。

二

在三次調查問卷里，筆者都詢問了三個最主要的問題：

其一，性騷擾說的是，在您自己不愿意的情況下，別人對您做出性方面的動作，或者說一些性方面的話，使得您很不舒服。平時，您覺得您自己可能不可能受到別人的性騷擾？（1.非常可能；2.比較可能；3.不大可能；4.不可能）

其二，在過去的12個月里，有沒有人對您說過性方面的、使您很反感的話？（1.有過；2.沒有）

其三，在過的12個月里，有沒有人帶著性方面的意圖，對您做出性騷擾的動作？（例如：動手動腳、耍流氓、占便宜等等）（1.有過；2.沒有）

從表1的回答情況可以發現：在2000年性騷擾實際上相對更多的時候，擔心自己會遭到性騷擾的人反而更少；而到了性騷擾實際上已經顯著減少的2010年，擔心自己遭到性騷擾的人卻顯著增加。這表明：反對性騷擾的主張，并不是根據該現象的多少而提出的；而是出于對普遍正義的理念追求而抽象地提出的。一旦它成為一種社會的話語，就會形成這樣一種機制：在社會輿論的大聲疾呼之下，普通人對于自己被性騷擾的可能性越來越夸大；但是，這種夸大恰恰是日益提高的自我警惕，也就是對性騷擾形成了日漸有效的社會警告。結果，現實發生的性騷擾也就不得不趨向于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