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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發現：遇到過性騷擾的人中，有1/5左右（17％～21％）把“講性”看作是性騷擾，僅次于故意的身體接觸，排在第二位。尤其是，無論男女，無論發生在異性還是同性之間，這樣認為的人的比例都相當一致。

如果僅僅是女人面對男人，那么女人持這樣的判定標準尚可理解；可是一個大老爺們對另一個大老爺們講了一些性方面的話，怎么會被認為是性騷擾呢？在方興未艾的反對性騷擾的社會輿論中，男人不是一直被標定為“黃段子發送者”和“一聊就是性”嗎？他們怎么會像女人那樣，把“講性”歸入性騷擾呢？這種情況可以說明：至少一部分男人，在“講性”這個問題上，與女人的想法和看法基本一致；因此才會感到自己被性騷擾了。那么，這種情況究竟是性騷擾這個話語強勢介入的產物，是這些男人個人特質所造成的不同的主體建構，還是二者互構之結果呢？

4.什么樣的人認為自己被性騷擾了？

性騷擾究竟是一種平均分布的普遍存在，還是針對某些社會階層更多？針對這一假設，筆者分別考察了文化程度和職業等級這兩個決定人的社會地位的最重要因素。其結果是：被調查者的文化程度越高、職業等級越高；那么他們受到過任何一種性騷擾的比例也就越高。

具體來看，在小學和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人中，受到過任何一種性騷擾的只有5.5%，可是在初中的人中增加到11.1%，在高中的人中增加到12.5%，在大專文化者中增加到14.9%；而到了本科及以上者則高達16.9%（P=.000）。同樣地，在農民和工人當中，受到過任何一種性騷擾的比例僅僅是8.0%，但是在商業服務業人員中增加到14.2%；在白領工作者中也達到12.0%，在企業家或者領導者當中則是13.2%。

此外，筆者還考察了受到性騷擾的可能性（不是實際比例）。在文化程度方面，與小學和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相比，初中和高中的人增加44%～48%，大專和本科及以上者則增加73%～74%。在職業等級方面，與農民和工人這些體力勞動者相比，商業服務業人員受到性騷擾的可能性增加42%；白領工作者增加26%，而企業家和領導者則更是增加78%之多。

上述的統計結果盡管符合數理邏輯，卻似乎違背生活常識。莫非說，文化程度越高則越好欺負？難道對企業家和領導者這樣的上層人物進行性騷擾，比騷擾處于社會底層的工農還容易？否則為什么前者比后者要多得多？這樣的悖論迫使筆者不得不反過來思考問題：是不是遭到過性騷擾，這是由被調查者自己來判定的。

筆者作為調查者，沒有絲毫辦法去“客觀檢測”在被調查者身上究竟發生了什么。因此，本文中的所有數據，與其說是“測量結果”，不如說是被調查者的“報告”，也就是“主訴”，是他們自己的主體建構的呈現。思路轉變之后，上述數據的意義也就隨之變成：文化程度越高和職業等級越高的人，就越是可能認為自己受到過性騷擾，而且越是愿意把它報告出來。

資料圖（圖/視覺中國）

三

最晚從20世紀末期開始，反對性騷擾就已經成為一種話語，強勢地介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其結果是，21世紀以來，現實中的性騷擾在日漸減少，可是人們對它的焦慮卻與日俱增。從這一視角來看，一切反對性騷擾的宣傳教育都必須清醒地認識：在可預見的一段時期內很可能出現“越反越多”的局面。也就是說，隨著越來越多的人認同和遵從主流話語，不論實際上發生了什么，哪怕情況越來越少，都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主訴”自己受到了性騷擾，人們對于性騷擾的擔心也會越來越多。而這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判定標準被主流話語改造了。

當然，上述情況并不能證明“社會決定論”或者“話語決定論”，調查表明“反對性騷擾”雖然成為主流話語，但是只有那些更加被主流化的人，才更加有可能獲知、接受和認同這一話語，才會有更大的可能成為“被介入”之人，也才更加可能運用這一話語來判定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類似情況究竟算不算是“性騷擾”。相反，那些相對低層的人們更少接觸和接受主流話語，因此哪怕就是遇到了一模一樣的情況，他們也很少按照主流話語的標準把它納入“性騷擾”的范疇。反對性騷擾的話語對他們來說，也許就是貶義的“對牛彈琴”或者褒義的“我行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