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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觀察者網楊雨晴】中國過去幾十年的超常增長導致分析人士分為兩種派別。一派提出，作為冉冉升起的經濟強國，中國正準備征服世界；另一派則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高度扭曲，因此必將崩潰，至少也會像美國前財長薩默斯所說的那樣，“回歸平均水平”。

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

首先，中國從來都不是一個“尋常”的經濟體。在將近四十年時間里，它的平均增長率接近10%，創下世界紀錄；它也是第一個躋身強國地位的發展中國家。那么，憑什么認為中國無法繼續超出人們的預期呢？

事實上，有些人眼里中國經濟的弱點反而是它的優勢。比如增長不平衡與其說是風險迫近的證據，不如說是工業化成功的標志；債務水平提升不代表中國在肆意揮霍，而是在開展金融深化。

至少到目前為止，情況是這樣。最核心問題不是中國會不會繼續打破常規，而是它需要如何實現這一點。這向來都取決于中國政府能否在國家干預和市場力量之間取得適度平衡。

對中國未來持懷疑態度的人，最常質疑的就是中國不斷增加的債務。中國的整體債務對GDP的比率超過了250%——但這在國際上只屬于中等水平：它高于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卻低于大多數高收入國家。

不過，這個比例在過去十年內提升了一百多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幾乎翻了一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警告稱，那些經歷過債務比率飛升的經濟體——例如幾十年前的巴西和韓國，以及近年來的部分歐洲國家——最終都陷入了金融危機。憑什么認為中國會幸免于難？

原因之一在于，債務和債務之間并非“生而平等”。

正如一些樂觀主義者所說，中國的債務是公共債務而非私人債務，這意味著主要承擔風險的是資金實力雄厚的國家。中國的借貸主要是面向國內而非國外。而且，即便抵押貸款激增，中國家庭的總體債務負擔在全球范圍來看仍然算是比較輕的。盡管經濟增長迅速，中國的金融體系依舊相對簡單，沒有出現美國十年前爆發金融危機時那種光怪陸離的資產證券化。

乍看之下，中國的債務比率令人擔憂，但實際上它沒有那么嚇人，因為人們往往錯誤理解了它的性質。

在今天的中國，銀行不再只為國有機構服務；它們也服務于私營部門，尤其是自上世紀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國有住房私有化以來，一個具有廣泛基礎的商業房地產市場已經形成。2005年至2013年期間，多達三分之二的官方和非官方（比如通過所謂影子銀行）信貸擴張流向房地產相關資產，幫助確立了土地市場價格。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信貸快速增長反映的是金融成熟度的提升，而不是房地產泡沫或投資浪費。

不過，看官方數據會給人另一番印象。根據我的計算，中國的房價自2004年以來已經翻了六倍。然而，評估國內生產總值時卻不計入房地產交易——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債務水平激增而GDP卻沒有。

話雖如此，但高負債水平也確實反映出一些重大缺陷。我在《破解中國之謎》一書中詳細闡述過，中國龐大的債務與其說是債務問題，不如說是債務表象下的財政問題。

地方政府扮演的商業決策越來越突出，反過來貪污腐敗的機會也大幅增加。

一些觀察人士還擔心，除非消費取代投資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驅動力，否則中國的快速增長將無法持續（對此中國政府至少在表面上是認同的）。他們提出，投資在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過高，而消費則過低。

但這種說法其實誤解了中國不平衡增長的本質。

造成這種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城鎮化。在過去的四十年里，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從不到20%上升到近60%。在此過程中，勞動者脫離勞動密集型的農村生產活動，涌向資本密集型的城市工業崗位。這樣一來，投資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就越來越高。但同時企業利潤也在提高，導致工資上漲，進而刺激消費。事實上，盡管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有所減少，但中國的個人消費增長速度仍然比其他任何主要經濟體都快好幾倍。

中國政府十分清楚，經濟最終會變得更加平衡。但它為此制定方案是讓國家在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如何化圓為方，是個棘手的問題。

盡管國有企業盈利能力持續下滑（尤其是相對于私營企業而言），可它們仍然被國家領導人視為國民經濟排頭兵。那么國企改革將走向何方？

預計大規模城鎮化將通過戶口限制、拆遷安置的方式繼續下去。但規劃者現在似乎有意讓流動人口從超大城市向較小城市轉移，這可能會抑制經濟增長：正如世界銀行所指出，大城市的勞動生產率遠高于小城市。

為了有效防止腐敗，中國政府最終還是要將黨的領導與更多的法治相結合。同時，還應采取一些切實的改革措施，包括制定民法典來界定可接受的商業慣例、基本財產權和私營企業的地位。此外，還需要進行更全面、政治上更敏感的改革，確保私人參與者無需通過攀關系走后門，便能獲得土地和資金等重要資源。

中國經濟最耀眼的增長期或許已經過去了，但未來十年即便只有6%的增長率仍然是件了不起的事。照這種速度，中國的經濟體量到2030年還會翻一番。屆時以名義美元計算，中國也會是世界頭號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已經是全球最大了）。

中國之所以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功，可以歸功于中國領導人以實用主義取代意識形態。部分觀察人士認為，意識形態正在重返政策領域。但同時我們應該注意到，權力的集中是為了提拔改革行動派，這反映出領導層響應中國社會經濟需求的意愿和方式。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仍然不會成為一個尋常的國家。

（觀察者網楊雨晴摘譯，楊晗軼校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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