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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在1995年之后成為了日本國家安全部門嚴厲打擊的對象，直到現在，教義較為偏激的宗教團體都是日本各地警察系統著重關注的“潛在犯罪群體”。因而對于偏離主流宗教教義的宗教團體，日本雖然有著法律保護的“宗教自由”，但暗地里也施加打壓。進入21世紀，這一政策更是覆蓋到了具有海外背景的宗教團體上。法輪功、伊斯蘭教瓦哈比教派等等存在巨大爭議的邪教或宗教團體都被嚴加看管。這些邪教或宗教團體散發廣告、報紙的行為也常常被街頭警察勸阻。“奧姆真理教”的恐怖回憶使得日本社會對于本國新興宗教保持著長期性的排斥態度，宗教團體的登記人數在1995年之后暴跌，直到2009年以來才開始有小幅回升。

這是1999年11月18日，參加日本國會眾議院全體會議的議員們起立贊成通過有關打擊日本邪教組織奧姆真理教的兩個法案的資料照片。

“奧姆真理教”在日本的傳播，恰恰是借由日本社會人心混亂和信仰缺失的“后泡沫經濟”時代才得以成功。1991年泡沫經濟幻滅后，很多日本人在股票、房地產、收藏等虛體經濟市場中“一夜回到解放前”。經濟的崩潰帶來的是對傳統個人價值觀的不信任，而伴隨著這種現象社會化，日本社會在1991-1993年均保持著“信仰渴求”的狀況，新登記的宗教團體數量呈幾何式增長。一些教義激進的宗教團體更容易聚集起一批對社會現實絕望的“失意者”。

與此相似的是，1990年代面臨著嚴重經濟問題的其他一些國家與地區，一樣是“氣功”團體、激進宗教團體和邪教團體傳播猖獗的地區。而日本社會在沙林毒氣案之后，面對著經濟狀況與邪教、恐怖主義之間可能存在的關系，也認為經濟情況的改善有利于國家安全環境的水平提高，在國家經濟增長陷入整體停滯時，改善國民經濟狀況和生活滿意度是更加重要的事情。所以在1997年后，原本在發達國家中社保水平處于中等水平的日本才努力改善社會保障體系，僅用了幾年時間就將社保水平提高到了發達國家中的較高水平。日本當下，宗教團體短時期內是難以具備轉變為恐怖組織的能力了。

對待恐怖主義，日本社會盡管長期強調“打擊”，但也只是維持在泛泛的口號上。沙林毒氣案的發生使得之后十幾年中，日本社會對于恐怖主義抱有一種略帶悲觀的態度——“我可能根本猜不到什么樣的襲擊會發生，所以我干脆努力讓社會成員不去接觸可能有恐怖主義存在的地域或者事物”。日本伊斯蘭世界問題研究領域的規模、每年前往中東地區的人次在1995年后和80年代相比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縮小與減少。

但是針對“如何打擊恐怖主義”，社會分歧就凸顯出來了。日本政府在這20年中，強調的是“鏟除國內恐怖主義可能滋生的土壤，協助世界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對于這個政策，日本國際關系和反恐問題研究者中持強硬立場的人士認為，這是“日本放棄國際反恐責任的行為”，是“妄想把恐怖主義堵在日本之外的無用功”。2005年，日本部分學者就提出了“不主動出擊，日本所遭受的恐怖主義威脅就會越來越大”。而在今年人質遭到殺害事件之后，這個觀點更是席卷全日本。

哪里有反對，哪兒就會有支持。有人強調日本面臨的國際恐怖主義威脅是“被夸大的”，“一部分人只是想利用恐怖主義作為幌子，為其他政治行為找到法理正確的依據”。東京地鐵沙林毒氣案的多數受害者及其關連人士，仍然在強調日本社會內部的恐怖主義滋生土壤才更可怕。“國際恐怖主義是斬不斷的，總會有信徒把恐怖主義帶進日本，與日本社會內部矛盾合二為一，最后釀成新一輪大禍。”這是一位來自明治大學研究日本社會學者觀點，也是這一部分人的典型態度。對于日本直接介入對抗國際恐怖主義的熱沖突，他們認為日本既不具備這個能力，也不符合本國定位。這一派的觀點目前對于日本的反恐決策影響深遠。

二十年的時光，留下的東西除了恐怖襲擊記憶本身，更多的是日本社會對于事件背景及其影響的思考。在經濟發展停滯的大背景下，日本對于邪教，對于可能越來越大的恐怖主義威脅又能有多大的防范能力？筆者對此不持樂觀態度。近幾年來日本經濟停滯，老齡化形勢加劇，社會主流思想愈發“灰暗化”，多數日本人不得不承認，越來越感受到了“生活帶來的壓力”。

筆者恰恰認為，這種潛在的厭世可能，會變成日本社會的下一個炸藥包。

這是1999年8月8日，人們在日本大田原市舉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驅逐聚集在這里一家客棧的部分奧姆真理教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