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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新聞社總編輯米思偉在與美國前國務卿、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彭博創新經濟論壇名譽主席亨利·基辛格進行對話

米思偉：基辛格博士，謝謝您來這里參加此次對話。我剛剛查閱了一下歷史數據。1971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僅占全球GDP總量的不到5%，這個比例現在已經提升到了20%。另外，1971年的時候，中國的對外貿易額僅占全球貿易總額的不到1%。那時您曾親赴北京，去與您所稱的“戰略對手”（strategic adversary）打交道。您能給我們講一講，您當時去北京都做了什么？您當時所做的事情對今天的世界局勢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基辛格：當時全世界都是冷戰的戰場，整個地球都被蘇聯與美國之間的敵意籠罩著。我們要從冷戰的大背景去看當時的大多數問題。我們當時希望把中國納入國際體系，我們有這樣的想法部分也是因為中國與蘇聯之間的關系非常緊張。我們當時認為，把中國納入國際體系可以為冷戰引入新的影響因素，甚至可能改變整個冷戰的發展方向。事實證明，我們是正確的。第一次去北京的時候，我們對中國知之甚少，可他們卻對我們十分了解。當時與我會談的中方人員對我說，他讀過我寫的每一本書。

米思偉：您當時認為中國人有與我們達成交易的意愿嗎？您當時對達成交易有把握嗎？

基辛格：我們當時并沒有太強烈的要達成某種交易的想法。我們只是希望美中兩國能找到兩國利益的結合點，這樣我們就可以共同改變冷戰的格局。我去北京并不是為了達成某個具體的協議，我的任務是代表尼克松總統向中方發出邀請。我們互相向對方詳細闡述了自己對世界局勢的看法，所以當美蘇關系出現緊張狀況時，當這種緊張狀況超出美蘇兩國的共同框架（common framework）時，中國就可以發揮他的作用。這對蘇聯的戰略產生了很大影響，而且最后對亞洲其他國家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米思偉：當我們看今天的美中共同框架的時候，您認為是否也存在某個國家具有當年中國所具有的那種“戰略對手”的特質呢？

基辛格：當年美中之間的談判是從對手的角色開始的，一步一步兩國之間很快就建立了合作關系。而我們今天的情況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與當年是完全相反的。如今，我們兩國仍然處于與當年同樣的世界秩序之中，不過今天世界秩序的演化速度是當年的我們所無法想象的。正如你剛才提到的，1971年的中國在全球經濟版圖中是個很小的角色，可幾十年來這個國家所積累的發展動力和國家實力已經改變了全球經濟和商業平衡。

基辛格在對話中（視頻截圖）

米思偉：所以您認為是中國的快速發展導致了當下的緊張局面。

基辛格：中國已經成長為一個新的玩家，這個國家已經有能力與美國在諸多領域進行競爭，所以我們難免會在全球各地“踩到對方的腳趾”。在面對問題時，美中兩國就如何解決問題在哲學層面存在著不同的看法，這是我們在維護兩國合作關系時需要面對的一個挑戰。

米思偉：為了維護兩國間的伙伴關系，是否存在一個框架呢？

基辛格：對于美中兩國來說，在確定談判目標之前，各自都應向對方清楚說明自己必須達到的目的是什么、自己無法做出怎樣的妥協，兩國應盡量避免陷入具體細節之中，做到這幾點是很有必要的。

米思偉：兩國之間有什么共同目標嗎？您剛才提到中國人和我們在看問題時存在哲學層面的差異，這是怎樣一種差異呢？是否還可以談談兩國之間的共同點呢？

基辛格：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于，從總體上來說，美國人認為如果一個問題出現了，那么就一定能找到辦法解決那個問題；而中國人卻認為，問題不可能獲得根本性解決，每一個解決方案都會引發新的問題。這是美中兩國在思維方式上存在的差異。

我認為，如果世界秩序持續被美中沖突所籠罩，那么這種沖突遲早會走向失控。這也是在歐洲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我們帶來的歷史教訓。兩國之間出現一些意見分歧是難免的，不過兩國都應該意識到，沖突的爆發將徹底摧毀人們對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希望，我相信兩國都能很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事實上，我對此是非常樂觀的。

米思偉：解決方案是否包括某種結構性變化？這種結構性變化會使美中雙邊關系獲得改善嗎？

基辛格：說起結構性變化，我想到了當代的技術進步。我認為兩國間的對話機制是存在的，兩國間在經貿問題上出現分歧不應成為對其他領域造成影響的“判例”（test case）。兩國都應意識到，建立新的國際秩序（new international order）是我們的重要任務，這要比兩國日常遇到的貿易摩擦重要得多。

米思偉：您認為中國人是否理解您在一本著作中所闡述的世界秩序呢？也就是，在這個世界運轉的過程中，我們需要保持某種程度的勢力平衡。

基辛格：中國人在歷史上從未經驗過與另一個國家處于勢力平衡狀態是什么樣子，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他們在本地區一直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這是他們需要面對的挑戰，他們需要意識到，現在有了一個實力上能與其平衡的國家，這種意識上的轉變不應是被迫的，但他們需要理解這一轉變的意義。我認為，美國和中國都應該從歷史中汲取營養。

彭博新聞社總編輯米思偉在與基辛格對話（視頻截圖）

米思偉：具體在美國方面來說，您認為美國應該從歷史中學到些什么呢？

基辛格：美國應該從歷史中得出結論，并非每一場危機都是由于某一方的“惡意”（ill will）所引發。另外，美國還應該意識到，“教育別人”（educating people）與“學會與人合作”（learning to cooperate with them）之間是有區別的。所以說，并非每一種分歧都是由于缺乏互相了解造成的。我們必須清楚一點，新的世界秩序未必令我們感到熟悉。不過，二戰結束之后，我們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方面做了很棒的工作。所以對此我是樂觀的，我認為我們一定能找到正確的方向。

米思偉：您原來曾提到，在19世紀末的時候，也就是所謂的“第一次全球化時代”。當時在英國有很多人從意識形態角度很不愿看到德國的崛起。您認為現在在美國是否也存在一大群人不希望看到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呢？

基辛格：是的，在美國很有可能存在這樣一群人。19世界末，當時沒有人知道現代科技對戰爭的影響力。如果當時人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會以1918年的結局收場的話，我相信沒有任何一位歐洲領導人會愿意在1914年8月加入那場戰爭。而現在，我們心里非常清楚如果美中兩國之間爆發戰爭會以怎樣的結局收場。關于當今的武器技術，我們不能完全確保某一種武器一定能準確理解自己被賦予的攻擊使命。所以軍事沖突必將帶來混亂，即便從軍事技術角度來看也是如此。

當兩國領導人思考如何做出歷史選擇的時候，他們得出的結論會與我的觀點不謀而合——他們必須共同去努力解決問題，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選項。19世紀的一位哲學家曾指出，“總有一天，和平將在全世界范圍內實現。人類所面臨的挑戰在于，這種世界性的和平要么是通過人類之間的互相理解實現的，要么是通過一場毀滅性的戰爭實現的”。我相信，美中兩國有足夠的意愿避免爆發這種毀滅性的戰爭。

米思偉：您的這番話給了我們簡短的對話環節一個非常樂觀的結尾。

基辛格：這事關我們應如何行動，并非是我在預言什么。

米思偉：這取決于是什么人在采取行動。

基辛格：這取決于人們是如何理解他們正在經歷的這段人類歷史的。美中兩國必須明白，雙方各自都做出某種犧牲是不可避免的。美中兩國必須了解對方是如何看待當下的世界局勢和未來的變化趨勢的。做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兩國所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

米思偉：好的，非常感謝您來參加這場對話。

（觀察者網馬力根據對話視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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