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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倪世雄】

2013年6月，基辛格博士應邀在北京參加第三屆全球智庫峰會，主辦方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筆者也很榮幸地參加了這次盛會。6月28日歡迎晚宴上，筆者走到主桌，與中方主賓唐家璇前國務委員寒暄了幾句，唐告知，他將陪同基辛格博士到上海，并訪問復旦大學。我聽后十分興奮，向坐在唐旁邊的基辛格博士致意，表示歡迎他到復旦大學訪問。

2002年2月筆者與基辛格博士在紐約合影

2013年7月2日下午，在前國務委員唐家璇陪同下，基辛格博士訪問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與80多名師生進行了座談。

座談會開始時，楊玉良校長致歡迎詞，唐家璇前國務委員也講了話。他倆對基辛格博士表示歡迎，都提及基辛格今年90歲大壽，他的生日和復旦大學校慶是同一天，這說明緣分很深，希望今后能保持來往和交流。

基辛格博士說了一段開場白：他1971年訪問中國，當時的中國與現在全然不同，中國人有著各種說法來貶低美國，而今天兩國能夠如此平等、友好地開展各類往來，意義非凡，在當時幾乎不可想象。他認為當今世界，唯有中美兩國聯手，才能解決許多全球性的大問題，這是目前的現實，也是未來的趨勢。雖然在美國國內，依然有很多人不這么認為，但是他卻堅信這一觀點。雖然美國國內很多人視基辛格為傳統現實主義者，認為他的觀點并不準確，但是他自己認為，自己是新現實主義者，并沒有脫離時代的腳步。

然后，基辛格博士回答了同學們的10個問題。

問題1：尼克松總統由于水門事件下臺，那么您如何看待目前美國對本國、盟友以及其他國家的竊聽事件呢？這一丑聞對于奧巴馬政府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基辛格：一上來就是這么難的問題啊！尼克松總統為美國的內政外交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總統。水門事件之所以會令其下臺，并不是一個單一的因素，而是由許多其他零碎的小問題，積少成多、積小成大，最終爆發導致的。在座的各位或許都知道水門事件，但是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把水門事件的前因后果、個中細節都完全了解清楚。放眼到今天，我并不認為“棱鏡項目”的揭露對美國而言是一個丑聞。之前，美國指責過中國在網絡技術運用方面有些不妥的行為，如今，這樣的指責也對美國適用。問題的核心在于，目前的互聯網等新技術，已經產生了超出想象的覆蓋范圍和影響能力。政府在這些新技術面前，已經成為了“門外漢”，很多時候對于這些技術，以及具體部門利用這些技術所進行的工作，并不能完全的掌控。所以這一事件，在我看來并不會威脅到奧巴馬總統的執政。

問題2：目前中美兩國開展了越來越多的公共外交，正如我們今天所進行的這一會議。在面臨經濟、政治危機之時，更加注重文化方面的公共外交，究竟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

基辛格：在美國，媒體、大學等都希望所有的事務都要公開，成為公共的，而公開就意味著需要透明，讓人們踐行知情權。但是之所以現在國際上產生許多問題，很多是因為這一問題本身相當復雜，包含許多方面的因素。而人的精力無法窮盡地把問題包含的方方面面都進行非常細致的研究，每個人術業有專攻，都會在某一方面有較為深入的鉆研。這就會令公開討論的議題難以達成共識。我就以中美建交為例，說明在國際事務中保密的重要性。在我1971年訪華之前，美國與中國已經就建交進行接觸與討論，雙方的外交人員開展了約160次會議，卻并無進展。美國國會討論中美建交問題時，許多人都想要討論一些非常技術性的問題，比如：金融、教育、赦免等等。尼克松總統當時聽了之后就表示要離開會議室，不參與討論。因為這樣的討論不可能有結果，效率太低。最終，就和我兩人秘密地推動與中國的聯絡與建交，而我當時手下也只有兩人。可以說，這一事件正是因為只有我們幾個人秘密推動，才取得了成功，成為了兩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否則，可能今天，中美兩國還在為了建交的具體議程而爭論得不可開交。而直到今天，許多重要的問題也的確都是閉門磋商才能達成共識，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二軌外交在今天也很重要，能夠將學者們的思想觀點都公開交流，為各類深層次的探討提供基礎。但是外交工作必須處理好私密和公共之間的關系。有的問題需要先通過秘密的外交、談判達成共識，隨后再付諸實施，這時候，已經完成先期決定的方案就應該公諸于眾。

1972年毛澤東主席會見訪華的尼克松總統

問題3：許多專家認為中國的GDP總量在未來20年左右的時間就將超過美國，美國會如何適應中國的這一崛起的地位，如何適應新的兩國實力對比？

基辛格：這是個好問題。GDP這個概念，不能只看總量，還要看人均。雖然總量上中國正奮起直追，但是從人均來看，離美國還差得很遠。真要人均GDP也超過美國了，那美國到時候也只能設法接受并適應了。但是美國看待中國GDP的增長，除了看數據上的變化，更深層次的還要看兩國在創新方面的能力對比，以及屆時兩國之間的政治氛圍。美國不應該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中國。我自己對美國人會這么說：如果你要讓中國的發展不像現在這樣能夠迅速縮小與美國的差距，那你們作為美國人就應該學會更加創新、更加刻苦、更加用心來發展自己的事業與經濟。發展自己的經濟才是應該做的事，而不應該去打壓中國，讓中國的發展受到限制。在未來，無論中美哪國是世界第一大國，都不應該出于自利而將意志強加給對方國家。

問題4：基辛格博士，您曾當過兵，也在哈佛任過教，更是成為了推動中美建交的先驅。那么您的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刻是什么時候？又是什么原因讓其成為了最難忘的時刻呢？

基辛格：這個問題不好回答啊，人生中有太多難忘的時刻了，要說出唯一的一個最難忘的真挺難的。說幾個比較難忘的時刻吧。我年輕的時候生活在德國，但是我的親人們卻慘遭迫害，讓我感受到了人際關系的脆弱，原本熟悉的世界可以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就土崩瓦解。所以這樣的經歷也就讓我更加堅定了未來自己要讓這個世界更加穩定、更加和平的決心。另外一個想分享的是在中國的經歷。中國的歷史特性，使得中國人，尤其是領導人對于歷史會有非常強烈的延續性，會不斷進行傳承與在此基礎上的創造。在美國，你可能不會聽到人們會從歷史中去追根溯源，比如“克利夫蘭總統曾經說過blablabla，所以我們應該怎么怎么做”，這樣的現象不會出現。但是中國人卻很自然會以史為鑒，把過去幾百年甚至兩千年的歷史拿來作為現在和未來行事的參考依據。這些都是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事，但是我在這里不能窮盡枚舉，否則今天的交流會就要開到明天早上了。

問題5：美國是兩黨執政，一位總統在位最久也只能是8年。那么如何保證對華政策和中美關系的發展能夠穩固不變呢？

基辛格：從政治制度上來說，那是沒有保證的。執政黨更迭、總統更換，都是無法避免的情況。但是對華政策從1971年我訪華之后基本確定，在之后的每任總統，基本都是認可、接受，并且傳承下來的，在這些原則性的政策上，從來沒有哪位否定、駁斥過尼克松總統當年與中國建交的決定。我本人與10位歷任的美國總統相識相交，他們也都在任內會私下來找我，與我探討如何更好地推進對華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我們美國國務院的許多官員，卸任之后也都還保持聯系，對于這些外交政策也時有商討，在任者也不時會向我們來咨詢。所以這不是某一個人、具體的人或物來保證、來決定的，而是整個執政者團隊與相關人員共同商討的氛圍，在現實中保障了中美關系自尼克松總統以來的穩固。

問題6：您是否有“祖國”的這一概念，如果有，那么是怎么樣的一種情感呢？

基辛格：與我關聯最多、最緊密的國家當然是美國。雖然我在德國出生，但是我的親人在那里遭到了迫害。我15歲到達美國，美國可謂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接納了我與我的家人，使我們能夠繼續生存下去的地方。所以我會對美國相當看重。

問題7：您前面提到了您是一位新現實主義者，請問新現實主義在您自己的思想中有怎樣具體的體現呢？以及，您怎么看待前段時間剛剛去世的新現實主義奠基人，著名學者——肯尼思·沃爾茲？

基辛格：這個問題，有些讓我意想不到，為什么會把我和沃爾茲先生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當然，美國國內也有些人會把我們放在一塊，認為都是現實主義者嘛。但是我直到他去世前一個月，才與他有過一次長談。我們倆涉及的領域基本不同，肯尼思·沃爾茲所涉足的是學術領域，在抽象的概念方面有著相當高的造詣。但是他這些東西都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他在國際事務的實踐領域是沒有什么經驗的。盡管如此，他的許多學術觀點與思想，我還是相當贊同的。再來說說我，美國等一些民主國家，認為民主思想是好的，就需要向全世界進行推廣，如果在推廣過程中受阻，就不惜施加更大的壓力、進行制裁，甚至動用武力來解決。但是每個國家所能達到的民主都是有限的，美國所要推行的那種民主并不是所有國家都能達到或者說適用的。所以對我來說，我認為更需要關注的就是與他國在外交方面的工作，而不應該過多干涉內政。比如現在敘利亞的問題，在我看來，這種民主通過美國現在這樣強行的推動，那是行不通的。而對中國，美國也不應該在這個問題上干涉太多，如果中美兩國最終對立起來，那么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都會被一個強大的壓力推動選邊站，那將引發很多不必要的問題。

1949年，美國CIA以“擔心共產主義勢力上升”為由，策動敘利亞軍方推翻敘利亞民選政府

問題8：我拜讀了您的著作《論中國》，其中提到了許多您與毛澤東這一代領導人的接觸與他們的貢獻。那么毛澤東一代的領導人，你認為他們給中國留下了哪些政治遺產，尤其是在外交領域的影響呢？

基辛格：雖然我很清楚1971年前的幾十年內，中國國內發生了哪些事，但我當時的責任是與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一起探討一些國際事務。毛、周等人對中國在國際上的相關事務的理解非常準確深刻，他們為中國的外交做出了卓越貢獻。在他們之后，中國進行了改革開放，這讓中國對我的吸引力急劇增加，也對中國自身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貢獻。但是要說政治遺產的話，很復雜。我自己參與到的也只是毛、周這一代領導人晚年一小部分——外交領域的工作中。他們對中國之后的領導人，到底留下了怎樣的政治遺產，恐怕還是只有中國人自己能夠給出答案吧。

問題9：請您從一個普通美國人的角度來分析一下美國人如何看待中國的高速發展，并且對于兩國未來有什么樣的展望？

基辛格：我1971年第一次來中國的時候，和現在完全不同。路上也沒什么車，沒有那么現代化的設施，當然也不會有塞車。對于全球而言，中國在這40多年的發展都是難以置信的奇跡。經濟的發展在起初相對比較簡單，但是隨著更深層次的發展，各種復雜的問題和矛盾就會暴露出來。美國在這些年中發展相對沒有這么快，那是因為我們發展的基點本來就高，那么百分比肯定就會小。但是我們的創新產業蒸蒸日上，互聯網可以說就是美國自己發明出來的，所以美國依然在許多方面有著自己無可比擬的優勢。“美國正在衰落，中國迅速崛起”這樣的認識是錯誤的。中美兩國都在崛起，只是崛起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已。中美都需要長遠的眼光，而不能像歐洲那樣目光短淺，只考慮一些自身的小問題。在冷戰時期，蘇聯在軍事上有優勢，當時的核彈數量有約15000枚，現在俄羅斯的核彈數量大約1500枚左右，但是經濟卻明顯優于當時的蘇聯。所以何為增長？我們都需要更加深入的認識。

坦率說，我自己對中美關系的看法受到一戰的影響，那時歐洲各國為了一件不是特別重要的事情就開戰，戰爭結束后，他們都比以前的情況更糟了，而歐洲也失去了優越的地位。如果美中出現沖突，也會有類似的結果。這就是我的新現實主義外交。雙方之間的罵戰很容易，但兩國要更好地合作。我們不要追求這樣的局面：中國超過我們了，美國就要去打壓；美國超過我們了，中國就要去打壓。這對我們兩國今后的100年都重要。

問題10：有兩個比較輕松的問題，第一個，是您的姓叫“Kissinger”，聽上去很浪漫，所以您是不是年輕時在女生中間十分受歡迎？第二個問題是你今天來到中國，我們學生們不像幾十年前可能都是端著紙筆來聽您的問答，而是拿著手機、iPad對著您。那么對于我們這代的中國學生，您有什么看法，又有什么希望呢？

基辛格：關于第一個問題，那要從我年輕的時候說起了。先說我大概是10到15歲的時候吧，那時候也不懂“約會”的概念，感覺生活的世界和現在完全是兩個。之后，等我出了名，那自然就在女生中間比較受歡迎了，我自己追女孩子也沒遇上什么特別的困難。要說兩代學生之間的差別，那么可以說是一代讀紙質書本汲取知識的人和一代通過互聯網搜索信息的人之間的區別。以前讀書，由于各種內容不可能都記住，所以要將書本內容進行細分，把一些重要概念進行記錄和記憶。而現在有了因特網，大家都可以隨時在網上就某個問題找一個具體的答案，所做的信息收集都是個人性質和碎片化的。所以以前的學生的知識結構是概念化的，而現在的學生的會是碎片式的。現在的學生可以從網上獲得更多能夠查閱得到的知識，但是對于一個問題的分析與理解，可能也只是從現象上進行了表面粗淺的解讀，而沒有能夠像以前那些明晰概念的學生那樣，從本質上更加深入地來進行分析。我的孫女今天也和我一起來了，她對我說，她在Facebook社交網站上有好幾百的好友，這對我而言是一個完全無法理解的概念。而且我疑惑，如果有這么多的朋友每天在網上，通過社交網站與你互動，那么你哪里還有時間去做別的事？當然，我并不是批評現在的年輕人頻繁使用社交網站，這就像我們必須接受互聯網成為我們當今生活一部分的現實一樣。我曾經和歐洲的一位領導人交談過，我問他對于大眾輿論是什么看法，他對我說，他對大眾輿論沒有什么概念，他認為大眾需要的并不是一個個深刻的結論、結果，大眾需要的只是表面的刺激，一個個事件作為焦點，那就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