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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國內。

第一個例子是天然氣產業上下游基礎設施。大家都知道歐俄之間今天在天然氣上形成了一個政治經濟上下游格局，這其實是前蘇聯時代，蘇聯用西德提供的貸款和技術造了幾條管道（主要是1984年的北極光管道），而后奠定了今天的歐俄天然氣經濟格局基礎。那么，在今天中國中亞天然氣ABCD管道和中國-俄羅斯之間的“西伯利亞-力量”管道等多條通路建成之后，也會形成類似的格局。在下游，比如管道末端，中國可能會復制歐美發展的路徑，可能會出現一批投資，像儲氣站、調峰電站等等。城市燃氣會大應用?，F在天然氣板塊正在靜悄悄的發生很多大事情。這是一塊市場樂意參與的經濟增量。

第二個例子信息基礎設施。我不是說信息消費本身，而是說移動互聯網迅速擴展的時候，所有人們終端在進行簡單操作的時候，背后都是一個巨量的存儲和通信的需求，它是要消耗能源的。而現在人們出于用戶習慣及互聯網界的慫恿，信息形態對應數據是越來越大的，從文字到圖片到語音到視頻。華為就是看到這個趨勢，在通信、存儲上發力，“太平洋那么寬的鐵桶”就是說傳輸能力。舉個例子，存儲方面，從大城市的郊區到北方偏遠地區，建設數據中心的需求將迅速提高。數據中心能耗，2009年364億度，2012年660億度，占當年全國工業用電量1.8%。這幾年估計絕對量又在提高，占全社會能源消耗比例估計提高的更快，以后還會升，到5%乃至10%不是沒有可能性。

上述兩個說的是社會資本可能愿意參與的增量，還有一些社會資本不愿意參與的經濟增量。比如說主要是一些沒有能力和無利可圖的增量，我這邊提出一些事關根本經濟學理論的看法：有些東西是不可能按照商業模式來進行的。國內這兩年非常熱的一個模式叫PPP模式，但事實上在社會上反饋不是很積極的。我覺得原因是在于我們國家對于這個新型的模式還沒有很充分的理解。第一，如果是可行的項目，搞PPP，只有財政部等政府主推者自己承擔劣后級LP，社會資本承擔優先級LP，至少這么保證一段時間，PPP才可能推得動，否則社會資本是逐利的，對于這種大型項目（PPP通常比普通商業項目設計金額要大），風險未知，企業家又不是傻子誰會參與，只有做好了一些，看到劣后級PPP也有的賺，還不錯，政府親身示范了，這時候企業家來參與，機制才轉的動。第二，可以適用于PPP的項目也是有限的，不是像想象的那么美好，目前來看，城市出租車、城市燃氣、核心地塊的道路基礎設施（一定要有商住地塊補償）比如市政府搬過去的新城市中心，這是可以PPP的。其他項目是難以PPP的，有一類典型項目我稱為巨型基建項目，比如說港珠澳大橋，它在物理上和技術上具有必要性，因為它能夠拉動中國技術能力的提升——全人類也需要這種“練手項目”，但在經濟上它是不太可能有盈利。前幾年知名的杭州灣大橋，這么核心的地區，浙江一些民營企業被忽悠進去，投入幾個億，能分紅的時候每年50萬，還有大量不能分紅的年份。所以這一類東西不宜搞PPP，不能陷入PPP模式的迷信。目前國內這種巨型基建，比如在建的幾座跨海大橋，主要是地方政府擔保的特殊平臺公司+商業貸款，其實是不可能還本付息的，連付息都難——結果都是新債還舊債，債務存量越增加越大，中間形成的一些貨幣就通過信托等過橋窗口漏出去，又去玩純金融虛轉了。應當預見到這種結局，把巨型工程改成“貨幣注入窗口”，定期銷賬轉化成中央銀行持有的國債。德國三十年代是有這個經驗的，他們搞過Mefo Bills。搞出來的經驗，因為當時依靠這種經驗造了120億馬克的貨幣，修建了世界第一個全國的高速公路網。

如果說新巨型工程及金融方法是增量?，F有存量債務也是一個問題，這就是當前國內重型工業過剩產能的消化和相關金融債務的處理問題。在實業層面，過剩行業一定會發生行業重組，水泥快一些，鋼鐵慢一些，會有四五年時間。金融層面則是金融債務的消化問題。需要意識到，現代貨幣體系跟債務是緊密結合在一塊，如果簡單的消除債務，有可能導致貨幣連環的消失，這會導致一個經濟上的“黑洞”，日本90年代后就深陷這個麻煩。如果“黑洞”產生——經濟自發傾向于收縮，表現為掙扎著“還債”，越還債社會貨幣越緊縮，越不景氣，這對我們中國摸索新的國際秩序，搞“一帶一路”都是非常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