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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這個命題、這個社會運動的發展過程。在八十年代之前，是沒有全球變暖這個公共命題的，七十年代的時候人們主要談論的是全球變冷。自西方有系統性溫度記錄以外，世界的溫度大概有25-50年的單邊變化，先暖50年，大概從1890年到1940年，再冷30年，從1945年到1975年，再從1978年開始變暖直到1998年，21世紀后是顛簸，2009-2014年冬天很冷。那么這個命題怎么冒出來的呢，原來是70年代討論“全球變冷”的幾個主導人物在八十年代的時候開始轉向全球變暖。因為這些人都是有末世論色彩的，只不過70年代說天氣變冷，認為是西方工業化的煙塵擋住了陽光，會“擾動自然界”帶來小冰期。同樣的方法論在80年代就成了人類的二氧化碳會有溫室效應帶來變暖。到1988年的時候，這個運動正式成形，成立了IPCC組織，通過1992年召開聯合國里約大會，形成了一股全球性運動，主要核心是美國和英國，美國是以戈爾為核心，主要是民主黨。PPT上這個人叫漢森（James Hansen），這個人是戈爾的最核心的骨干。這是戈爾，戈爾并不是2000年總統失敗才改行干這個的，他年輕的時候就是主力，是整個民主黨90年代以來意識形態塑造的主力。這個人叫霍頓（John Houghton）,是英國的核心，是英國80年代末氣象局的局長，他的骨干是英國的東英吉利亞大學的氣候研究中心（CRU）。然后他們搞了很多的宣傳工作，但這個宣傳工作再浩大不能證明人類歷史上近代以來溫度在系統性升高。左下角這個是第一次IPCC報告所還原出來的過去一千年的氣溫的變化，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很高的中世紀暖期和很低的明清時期的冷期，這個我們國家竺可楨說的物候學是一致的。所以這個運動它科學基礎是缺失的，80-90年代古氣候學就那么些科學家，大部分是不贊同他們這種草率的運動的。也因為它沒有科學基礎，所以美國就敢不簽，美國共和黨這一派說你這個東西是有爭議的科學，我不承認。

那么事情是怎么解決的呢，1998年的時候冒出來一個博士，美國賓州的新任教師，叫曼恩（Michael Mann）。我們中國人要認識氣候變化，一定要知道誰是誰（Who is Who），這個曼恩就是氣候變化運動里的核心人物。他怎么成了整個運動科學的核心的，關鍵在于他“科學擬合”出來的一條曲線，這條曲線叫曲棍球曲線。說全世界千年以來，到1900年都沒有波動，上下起伏不大，自一到20世紀就往上走，然后在和記錄的實際的溫度結合在一塊，看起來好像挺貼合的，所以得出結論：世界溫度從20世紀快速上升，人類的工業活動會導致氣溫的系統性上升。這個東西一弄出來，所有核心人物都在用，這個是霍頓2001年在上海公布曲線成果，然后這個東西就作為IPCC第三次評估（2001年）報告最核心的部分放在最開篇，說這個是全球變暖的系統性論據，主將戈爾在2006年搞了一個《不可忽視的真相》紀錄片，他在里面也用這個作為核心道具，搞碳運動，姿態是很重要的，宣傳是核心。

結果這個事情就引發了專業人士的興趣，這個曼恩做擬合，核心是統計學。于是2002年冒出來一個加拿大的工程師麥金泰爾（Stephen McIntyre），要到原始數據，他發現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曼恩是用一些原材料數據（時間序列）是把1000年來的溫度給“擬合”出來的，他把所有的擬合樣本標準化量綱后一加總，發現它基本是一個噪音，不是下面回歸出來這個曲線。統計學的嘗試：原始樣本大部分是什么樣，擬合出來結果也大概什么樣。你曼恩怎么就把一堆沒規律的東西擬合出一個曲棍球出來呢？所以這個事情，概括起來可謂“巨大的社會運動需要一個能夠說服人的科學基礎，而這個科學基礎的細節是一個魔鬼細節，而這個魔鬼細節是讓人發笑的錯誤”。我們通俗的說清楚這個魔鬼細節，擬合的“歷史溫度曲線”是拿一些叫做“相關變量”，比如說古樹的樹輪的寬度的時間序列來作為原始材料的，此外還有些泥層、冰層層次寬度序列等。這些作為原始材料的時間序列因為單位、量綱不一樣，就需要標準化，也就是要減掉平均值，再除以標準差。所謂擬合，就是讓標準化后的各個樣本，各個樣本給一個對應權重，比如1%（不同樣本權重不同，有一個確定它權重（重要性）的統計方法，英文叫PCA，專業名詞叫主成分分析法），然后加起來，得到一個權重加權結果，就是擬合出的溫度曲線。